元丰八年三月司马光回京，四月就职门下侍郎，七八月间旧臣纷纷回朝，从那时算起，对“三司系”的清除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到元祐元年，朝廷中掌权的“三司系”大将已尽数落马，疾风暴雨般的局面渐趋缓和。
就在此时，在江宁养病的王安石死了。
“拗相公”王安石本来比钢铁还强硬，比老虎还勇猛，可独生儿子被人整死，自己也被神宗皇帝抛弃，“拗相公”就垮了，病病歪歪糊里糊涂，蜗居江宁苟延岁月。到神宗驾崩，王安石就估计到朝局要起大变化，只是没有管事的心气儿，连一道札子也不肯写。眼瞅着当年在自己手下混事的蔡确、章惇、韩缜、李定、张璪一个个挨收拾，早前订的“新法”一条条被废除，王安石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当着外人的面儿一句话都不说，晚上回房才偷着落泪。到司马光下令废除那条每年为国家敛财一千多万贯的《免役法》时，王安石忍不住大叫：“怎么连这个法也废了！”于是病势转重，再也起不来床，几天就病死了。临死，傻瓜“拗相公”嘴里还在念叨：“《免役法》是我和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实行的，所有细节都讨论明白了，这个法是不该罢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主持熙丰变法的王安石，注定看不透“熙宁变法”的真相。临死，还在说糊涂话……
然而王安石毕竟是一代君子宰相，人格操守为世人景仰。听说王安石过世了，正在病中的司马光大哭失声。连中书舍人苏轼也潸然泪下，大笔一挥，写就一篇文字：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君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屐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君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这是一句用来给王安石盖棺定论的话。
王安石也许只是“神宗熙丰变法”整盘大棋中的一个棋子，然而王安石这个人实属千古难觅。若“拗相公”生在今天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必有一番作为。
可惜，这千年一遇的勇气、胸襟、才干、磊落，只因早生了九百年，全都白费！
王安石去世仅五个月，宰相司马光病死了。
司马光早就得了重病，能在朝堂上撑满一年，把驱逐“三司系”的大事基本完成，已经很不容易。没有铁打的意志，司马光撑不到今天。可司马君实的身体毕竟不是铁打的，大事完成，人就撑不住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一辈子都是好朋友，哪怕政治分歧让两人变成政敌，友谊并不因此断绝。到死，二人尚能心意相通，惺惺相惜。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人品节操几无瑕疵。但要说到才干、胸怀，司马光比王安石逊了一筹。若说王安石能开拓，则司马光仅能整顿。至于司马君实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比王安石“更美”，只因为司马光的事业叫“补救”，王安石的事业叫“开创”。
开创，远比补救艰难得多。
得知司马光病逝的消息太皇太后大为震惊，刚刚在朝廷站稳脚跟的“旧臣”们也十分惊愕。为了彰显司马光的功绩，太皇太后以哲宗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赐司马光“明堂大享”的哀荣。由宰相吕公著率领群臣到明堂行祭礼。礼成之后大臣们并未散去，苏轼、刘挚、范纯仁等人提议各官员立刻到司马光府上去哭拜。众官齐声响应，立刻就往外走，崇政殿说书程颐老夫子忽然上前拦住众人：“圣人有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天大家已为司马公行明堂之礼，岂能在这个时候又去吊丧？”
程颐这位一生奉行“道学”的大儒向来古板，不管何时何地，只知道大发议论，而且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迂腐无趣。苏学士是个开朗大气的人，不喜欢这些酸言腐语，立刻问程颐：“孔圣人说‘哭而不歌。’没说‘歌而不哭’吧？如今咱们在明堂祭奠君实是‘歌’，‘歌’罢之后到君实府里去‘哭’，何处有违圣人之礼？”
确实，“哭而不歌”意思是说举行过丧礼后应该避免参加别的大典。可孔子没说参加完典礼之后不能再去参加丧礼。程颐因为一句“圣人之言”就阻拦大家去哭拜司马光，很有些钻牛角尖儿的意思。
可惜，当时天下有两个人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一位是苏轼，另一位就是程颐。
程夫子当了一辈子老师，习惯了给别人讲课，绝不容忍别人说他。立刻斥责苏轼：“圣人之礼岂可荒废！学士平时开玩笑我不管，在这件事上却不能开玩笑！”
程颐天生一副“夫子脾气”，苏轼却是个嘴比脑快、不管不顾的人，立刻回敬道：“程夫子说的根本不是圣人之理，我看是叔孙通在枉死城里新定的礼仪吧！”
叔孙通是秦汉时一位大儒，曾为刘邦制订汉朝礼法。苏轼这话显然是讽刺程颐。
程颐这人一说就急，一急就闹，虎着脸扭头就走了。
见程颐走了，众官员略作准备，这才赶到司马光府上来。哪知司马光的长子司马康站在门前对众官行礼，口说：“父亲新丧，朝廷为治明堂大享，众位大人离明堂就到府上吊唁，不合礼法，各位请回，明日再来吧。”说完转身回府关闭大门，竟不让众官员进府。
司马光活着的时候就倔，司马康这个倔脾气和他父亲一样。可司马康这个作法儿真是奇怪。苏轼聪明得很，略一琢磨就明白了：准是程颐抢在众官前头到了相府，把他那套“规矩”给人家说了，唬得司马康不得不听。
刚才程颐拦着大家不让吊唁，只是有点儿惹人烦，哪想到老夫子居然来这么一手儿！苏学士满肚子不痛快，气呼呼地对苏辙、刘挚等人说：“这个程夫子，真是‘鏖糟陂里叔孙通’！”
“鏖糟陂”是京师城外的一个地名。那里地势低洼，一下雨，臭泥没漆，人要是不小心走进鏖糟陂，轻则滚一身泥，重则陷在里头无法脱身。
苏轼说程颐是“臭泥坑里爬出来的腐儒”真是又形象又刻薄。听到的人都大笑起来。从此这位天下第一理学夫子就得了个“鏖糟陂叔孙通”的外号儿。
可苏轼就没想过，程颐是天下第一理学宗师，讲学半生，影响很大。而且这位夫子和天下所有当老师的一样，自视极高，心眼却不是很宽，他怎么说别人都行，绝容不得别人拿他开玩笑。如今苏轼给程颐取了个难听的外号儿，已经跟程颐和他那帮学生们结了怨。
就在苏轼身后不远处，身为程门弟子的左司谏朱光庭正狠狠地拿眼瞪他呢。
司马光去世以后，太皇太后任命吕公著为宰相，吕大防为中书侍郎，韩维担任门下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为国家理政。苏轼因为才华横溢，能言敢谏，不怕得罪人，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