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每吨煤的工钱应占售价的三成"，而非现在的一成五。矿主起初嗤之以鼻，直到连续三天没人下井，才勉强答应提高到二成。代表们在矿井口的石头上刻下约定："工钱按吨计，日清日结，违者共逐之。"
宁国的码头工人则更隐蔽。他们按书中"暗号联络法"，用不同的哨声传递信息：一长两短表示"工头来了"，三短一长代表"今日工钱不对"。
当某家货栈试图压低搬运费，哨声在码头此起彼伏，所有工人默契停工，直到货栈让步才复工。这种"无声的联合"让官府查无实据，只能归咎于"工人刁顽"。
这些自发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务实避虚"。他们不谈论"主义"，只解决具体问题；不搞公开集会，多用"同乡会互助社"作掩护；不与官府直接对抗，而是用"非暴力停工"施压。
越国的染坊工人甚至主动向商会缴纳"管理费"，换取合法身份，暗地里却把会费变成"罢工基金"。
知识阶层的参与让这些组织有了灵魂。明国落第秀才周文彬，在茶馆读到《货殖通论》后，主动找到煤矿工人代表，教他们用算术核算"合理工钱"，起草"谈判章程"。
他修改的《罢工十条》里，第一条就是"不毁坏机器，不伤害工头"，专注于经济诉求。宁国医学院的学生们则为码头工人编写《工伤自救手册》，教他们如何保留证据，争取赔偿。
联邦各国的情报部门并非毫无察觉。越国警察局的报告提到"染坊工人串联频繁"，宁国商会抱怨"码头停工成风"，明国矿务局的卷宗里记录着"矿工抱团要价"。但这些信息都被贴上"地方琐事"的标签，未能引起高层重视。
六大强国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联邦权力博弈上。越国正忙着与越系十国争夺矿产定价权，宁国在谋划太平洋航线垄断，明国的皇帝则专注于科举改革。他们普遍认为，底层的零星不满掀不起大浪，只要稍加镇压就能平息。
这种误判源于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宁国首相在奏章里写道："愚民易惑难驯，给点小恩小惠即可安抚。"
越国议会辩论时，有议员直言："工人如同机器，上点润滑油就不会生锈，不必在意他们的想法。"他们无法理解，当《货殖通论》里的"剩余价值"概念，与纺织女工被克扣的工钱、码头工人被拖欠的报酬、煤矿工人被无视的伤亡结合时，会产生怎样的力量。
朱昭熙对这些变化并非全知全能，但她推动理论输出时就有预判。在给虞国对外情报局的指示当中写道："思想的传播如同播种，不必强求丰收，只需让土壤知道，除了杂草，还能长出庄稼。"当各国权贵还在嘲笑虞国的"乌托邦"时，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在悄然改变。
越国染坊的互助会开始记录"作坊黑账"，详细记载各作坊的克扣金额、虐待事件，这些账本被小心地藏在砖缝里；明国煤矿的工人代表学会了用"成本核算"反驳矿主的"亏损说"，他们拿着自己统计的产量报表，让矿主无言以对。
宁国的码头工人则建立了"互助基金"，谁家有人受伤，大家就从基金里凑钱，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等死。
这些微观层面的改变，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却已让"组织起来"的种子落地生根。在虞国的家书和理论书籍的双重滋养下，联邦各国的底层民众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团结起来就能争取到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