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还要算上父亲吗？未来不会有人用促狭中夹带着期待和悲伤的语气，询问他有没有心仪的女子了。只是德内尔与父亲的关系虽不紧张，但也并不十分亲密。母亲的早逝把乐天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具有忧郁气质的哲人，由此疏忽了他为人父的责任，以至于真正抚育德内尔的人成了祖父。所以，他对父亲的敬爱多过热爱，信赖多过依赖，这在平常或许让人遗憾，但在这战火纷飞的岁月，“疏离”却成了父亲留给他，让他不至于耽于哀悼的馈赠。
那么痛苦的根源是那位德内尔敬爱的、仅仅在他入伍一年之后就明显开始唠叨的老人吗？德内尔虽不至于对他的辞世毫无感伤，但也确实不至于深陷悲恸。从1908年开始，祖父便饱受病痛折磨，那些壮年时因负伤留下的隐疾复又发作，不良生活习惯所积攒的问题也开始爆发。疗养和忍耐，或者祖父说的“还债”，让他形销骨立，备受摧残，终于卧床不起，到了朝不虑夕的境地。
德内尔自然一度十分悲伤，但祖父既不为死亡将近而恐惧，亦不为无法亲见故乡克复而遗憾，这种坦荡豁如的态度在引起德内尔崇敬的同时，也多少安慰了他。此外，祖父的辞世并非猝然发生，而是早有预兆，时间抚平了德内尔的忧伤，也让他起身从孩子走向青年。
那么又是什么让他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痛苦呢？当他审视自己的内心，终于发现，这痛苦的根源正在于崩塌：短短一个月内，他所有亲密的社会关系都在马尔斯的神力中摧毁殆尽了。
他、瓦伦丁和茹安都诚恳地邀请过彼此到自己家中常住，他也确实去茹安家里叨扰了两个星期，并且他不怀疑自己会在瓦伦丁家里得到同样的照拂。虽然普罗旺斯的炖菜、布列塔尼的海鲜未必那么合他的胃口，他也并不钟爱地中海与大西洋的腥气，但有至交好友、手足兄弟的地方，他就有家。反过来说，巴黎对于瓦伦丁和茹安也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哪里能算是他的归宿呢？巴克街的那栋房子？独自一人的话，又和住旅馆在感情上有什么区别呢？
他感觉，不，他确信随着瓦伦丁和茹安的死，自己和世界的最后纠缠已然割断：假如他现在死去，别人只会惋惜，而不会悲恸，正如别人的死亡之于他。陈尸于凡尔登岭间谷际的父亲、兄弟和儿子又何止万计，法国人也好，德国人也罢，德内尔何时因他们的逝去而痛彻心扉过呢？即便有，那也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痛苦让德内尔疯狂，他想长叹，又怕吵醒难得安然入睡的战友，想出去走走，却无论如何都无法驱策身体离开那用作板凳的木桩。
在这种无休止的折磨中，德内尔重蹈了父亲的覆辙，徒劳地沉溺于对世间种种苦难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分析。这个蹩脚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任由思绪发散，从庞贝古城的毁灭想到罗马世界的瓦解，从卡美洛的崩塌到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大厦将倾、神州陆沉——每一次文明浩劫之下，必有万千亲历者经历过他今日经历的绝望。
这种无边的绝望对于法兰西人而言同样并不陌生，阿金库尔和滑铁卢的伤痛稍微远些，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的惨案稍微近些。外族将绝望带给法兰西，法兰西也将它带给外族，鸢尾花旗下的土匪军团曾蹂躏过大半个亚平宁，拿破仑的大军在德意志和波兰几乎让花柳病肆虐，就连他的祖父也作为“两个强盗”之一的继任者，以强横无理的暴行回应了中国人深可同情的暴行……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康德说，是理性的缺失和伦理的堕落，马基雅维利认为是弱者权力的欠缺，而霍布斯则声称世界本就如此且未来仍会如此。布里索大声疾呼：“君主是罪魁祸首！”于是他号召革命法兰西“予宫廷战争，予茅舍和平”，以炮火遏制炮火。而马克思却声称战争的根源在于阶级斗争，为此应当使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而德内尔所了解的其他先贤雅士对此的观点更是莫衷一是。
德内尔因此无法得出，也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准确的答案。但痛苦仍在那里，并难以抑制地转化为愤怒：对侵略者，对诡诈者，对不义者，对损公肥私者，对尸位素餐者，对敲骨吸髓者，对背信弃义者！
他愤怒，他愤慨，他愤恨，他无声地呐喊，他寂静地吼叫！最终，这位年轻的军官转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对这狡诈阴险、卑劣狭隘之人盆满钵满，而慷慨无私、诚实忠信之士尸骨无存的堕落世道极度仇视：那渎职怯懦的钱德勒现在还活着，但他的父亲、他的茹安和他的钱德勒却都战死了！另一个则是仇视的反面，那就是对法兰西爱国同胞的无限热爱：既然他的“社会”，他的“世界”已经崩塌，那么就用爱去打造一个新的，就让他尽己所能，让同样悲剧在法国人民中更少些发生！
在两种情绪的激烈冲撞和撕扯中，他萌生出了改变的强烈渴望。黎明到来之前，他不仅爬出了痛苦的泥沼，进而在其彪炳战功的怂恿下，在其不凡资质的支撑下，抛开了理智的无情束缚，产生了一个大胆至极、堪称疯狂的想法：
他要效仿让娜·德·达尔克，效仿那位纯洁的救国圣女，做一个典范军人，捍卫祖国如同捍卫父母，爱护袍泽如同爱护兄弟，为他们扫荡世间不平！他要做法兰西20世纪的“伟大队长”，为共和国倾尽余生，为共和国慨然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