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克拉拉正在畜栏里给一匹母马挤奶，这时大女儿莎莉飞也似的跑了过来。
“妈，有人来了。”莎莉欢欣雀跃地说。莎莉十岁了，好交际，喜欢有客人来。
年轻的母马由于早产，生下的小雄驹弱得站不起来，所以克拉拉要挤奶喂小马。小马驹要从一块布上吸奶汁，但是克拉拉决心尽力养活它。莎莉跑过来时母马惊了一下，马奶溅了克拉拉一胳膊。
“我不是说过，到马跟前来的时候不要跑吗？”克拉拉说着，站了起来，擦了擦正在往下滴奶的胳膊。
“对不起，妈。”莎莉说。她与其说在表示对不起，还不如说是激动。“瞧，来了辆大篷车。”
这时，才七岁的贝特西也从屋里飞了出来，跑到畜栏前，她的一头棕发飘在脑后。贝特西和她姐姐一样喜欢客人。
“谁来了？”她问。
那辆篷车是从西边顺着普拉特河驶过来的，刚刚能看见。
“我想我是叫你们去搅牛奶的。”克拉拉说，“看来你们一直在窗户边寻找过路人。”
这当然不能怪她们，她们的伙伴太少了。她们住的地方离城三十公里，何况奥加拉拉又是座不怎么样的城市。她们即使进城，也只是上教堂，就连教堂也很少去。她们的客人大部分是来找她丈夫鲍勃买马的人，然而现在他受了伤，来的人更少了。他们的马比过去的还要多。事实上，关于马的知识，克拉拉知道的比鲍勃还多。可是男人一般都不愿和一个女人讲价钱，而克拉拉也不愿轻易把马给他们。她要价说一不二，男人们通常不买她的账，拒绝买她的马。
“我看他们只不过是打野牛的，”克拉拉边说边望着远处那辆篷车在棕黄色的草原上徐徐爬行，“女孩子们从他们那儿学不到什么的，除非你们想学嚼烟叶。”
“我不嚼。”贝特西说。
“你是想说你不学吧？”莎莉说，“我听人家说野牛都死光了，他们怎么还去打猎？”
“因为人们的见识长得太慢了，跟你妹妹一样。”克拉拉冲贝特西笑了笑，想以此缓和一下对她的批评。
“你打算请他们在这儿过夜吗？”莎莉问道，“要我去杀鸡吗？”
“还不到时候呢，他们也许没心思在这里停留，”克拉拉说，“再说，咱俩对鸡的看法不一致。你可能会把我喜欢的鸡杀掉。”
“妈，鸡就是喂来吃的嘛。”莎莉说。
“不，我喂鸡是为了在寂寞的时候聊天，”克拉拉说，“我吃的都是些不会聊天的鸡。”
贝特西的鼻子皱了起来，妈妈的话逗得她直乐。“哎呀，妈，”她说，“鸡不会说话。”
“它们会说。”克拉拉说，“你不懂鸡的话。我自己就是只老母鸡，我可是明白鸡在说什么。”
“你不老，妈。”莎莉说。
“篷车再有一个小时也到不了。”克拉拉说，“看看你爸去，他下午又发烧了。把毛巾打湿，给他擦擦脸。”
两个孩子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瞅着她，她们不愿意到病人房间里去。两个孩子都长着浅蓝色的眼睛，是从鲍勃那里遗传的，但她们的头发像她，身材也像她，连大膝盖也一样。鲍勃决心驯服一匹野马，结果被它踢中了头部。克拉拉曾阻止他那样干，但他不听。她目睹了这一事故的发生——他用粗绳子将那匹野母马拴在一根桩子上，刚背过身来没多久，那匹母马就用前蹄闪电般地踢了他一下。当时鲍勃正弯腰捡另一根绳子，马蹄正踢到他右耳后边，发出的声音像开枪一样响。克拉拉把他拖出来之前，母马又踩了他三四下。踩的那几下倒不太严重，耳朵后边挨的那一下几乎要了他的命。他们认定他必死无疑，连坟墓都挖好了，就在房子东边那个小山包上，那里埋着她的三个男孩——吉姆、杰夫和约翰尼。三个孩子的死几乎把克拉拉的心变成了石头。其实她倒真想变成一块石头，因为石头不会为这种损失而遭受任何折磨。
然而鲍勃既没有死，也没有康复。他睁着眼，不会说话，也不能动弹。如果把他的头抬起一些，他还能咽汤。出事三个多月以来，正是鸡汤使他活到了今天。他只是躺在**，两只大大的蓝眼睛盯着上方。他有时发高烧，大部分时间一动也不动，就像死人一样。他个子很高，体重超过九十公斤，她每天都要用全部力气给他翻身擦洗。他大小便失禁，克拉拉日复一日地给他换脏床单，扔进洗衣盆，盆里已事先接满了水。她从不让女儿们看见她做这一切，也不让她们帮忙。她想，鲍勃不久便会死去，所以只要有可能，她就不想让女儿们对他产生厌恶感。她只指派她们每天给他洗一次脸，希望他看到女儿，病情能有所好转。
“爹爹快死了吗？”贝特西常常问。她哥哥约翰尼死的时候她才一岁，不记得死是怎么回事，所以对此十分好奇。
“我不知道，贝特西，”克拉拉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愿他别死。”
“可是，他不能说话了吗？”莎莉问道，“他的眼睛还睁着呢，为什么就不会说话？”
“他的头受伤了，”克拉拉说,“伤着里边了，如果咱们照顾得好点儿，他有可能好。到那时他就会说话了。”
“你说我弹钢琴他听得见吗？”贝特西问。
“请快点儿给他洗脸吧，我不知道他能听见什么。”她说。她知道她的眼泪快流出来了，而她不想让女儿们看见。那架钢琴是她与鲍勃争了两年才买回来的，这是她的一次胜利，但才买回来两星期鲍勃就出事了，因而这也是一次悲惨的胜利。她在遥远的圣路易斯买了这架钢琴。最终将它运到家里时，音调全都不准了，她花五块钱请了一个在城里酒吧间弹琴的法国人给它定了定音。她虽然估计他是妓院里的琴师，但还是以每周两块钱的高价请他骑马来教她的女儿弹琴。
那个法国人名叫朱尔斯。他实际上是法裔加拿大人，曾在北雷德河上做买卖。天花袭击印第安人部落后，他的买卖破产，便漂泊南下，路过达科他州，来到奥加拉拉以弹琴谋生。他喜欢出城教这两个姑娘。他说她们使他想起了他的表兄弟们。他曾在蒙特利尔的祖母家与他们一起弹钢琴。他每次来都穿着黑外衣，胡子打过蜡。两个姑娘都说，他是她们见过的最讲究的人，他也的确是这么一个人。
克拉拉买钢琴花的还是她卖掉父母在得克萨斯经营的店铺得的那笔钱。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舍得花，也一直也不让鲍勃动用它——这是他们俩争吵的又一焦点。她想把钱花在孩子身上，等他们长大就送他们去上学，不至于在这个野蛮、荒僻的地方度过他们的青春。这笔钱的第一部分花在三年前盖这栋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上。在这以前，她与鲍勃在一座草皮顶窑洞里住了整整十五年。那座窑洞是鲍勃在普拉特河边的一个山坡上为她挖的。克拉拉一向讨厌住这种窑洞——顶部终年往床单上掉土。就是因为灰尘太大，她的大儿子吉姆一生下来就咳嗽不止，一年后就夭折了。克拉拉每天早晨都要到普拉特河那冰凉的水里洗头，然而到了晚饭前后，她要是偶然抓一下头皮，指甲缝里又会塞满白天落到头上的灰尘。不知怎的，无论她把床挪到哪里，总会有土从窑洞顶上掉下来。起初她用厚棉布，后来又用帆布支在**方，但仍不能长期挡住尘土，土照样会渗过来。她觉得她的孩子都是她在满是尘土的环境中生的——到处是床单上飞起的尘土或者窑顶掉下的尘土。蜈蚣和一些昆虫很喜欢她的窑顶。它们每天都顺墙爬下来，钻进她的饭锅、平底锅，或是爬到她存放衣物的箱子里。
“我宁可住在一顶帐篷里，像印第安人一样。”她多次对鲍勃说，“那里面起码能干净些，脏了还能一烧了之。”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墨守成规的人，鲍勃便是一个，所以他被她的这一想法吓了一跳。他不能相信他讨了一个愿意像印第安人那样生活的女人。他辛辛苦苦地劳动，为的是能让她过上体面的生活，她却说出那样的话来，而且真的想那么办。多年来，她还一直顽固地守着自己的钱——她说是为了孩子们受教育，尽管他们的三个男孩相继死去时，都远不到上学的年龄。后两个活得久一些，克拉拉还教过他们认字，她给他们读沃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那时杰夫六岁，约翰尼七岁。那年冬天，两个孩子都得了肺炎，一个月内就相继夭折了。那是个可怕的冬天，大地冻得结结实实，无法挖墓坑，他们只好把两个孩子用篷车苫布牢牢地包好，捆上，安置在那间放柴火的小棚子里，等着开春解冻后再埋葬他们。鲍勃给军队送马——军队是他的主顾。许多次他回来时都发现克拉拉坐在冰窖似的小棚子里，守着两具小尸体，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眼泪在她脸颊上结成了冰，鲍勃不得不烧点儿热水，帮她擦去脸上结冰的泪。他试图劝她不要那样做——气温在零度以下，寒风从普拉特河上**，她像这样坐在这么一间小棚子里，准会冻死。“要是我能冻死就好了，”克拉拉想，“那样我就能和孩子在一起了。”
然而她并没有冻死。杰夫和约翰尼埋在了吉姆旁边。她虽然决心不让这种痛心的事再发生，但后来还是有了两个女儿，她们俩顶多患患感冒。鲍勃无法相信自己的命运如此不幸。他一直想有一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孩帮他养马。
不过，他以他不善言辞的方式爱着他的女儿们。他的爱大多以尴尬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她们的娇弱让他感到害怕。他不停地提醒她们注意身体，总叫她们裹得严严实实的。看到她们的放肆，有时吓得他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她们是这样一种孩子，只要她们高兴，就会光脚跑到雪地里去。他为她们担惊受怕，更怕一旦她们其中一个死去，将给妻子造成可怕的影响。原先他自己对气候从不关心，现在却害怕冬天。他怕冬天会夺走他幸存的家庭成员。几个男孩个个体质虚弱，然而女儿们恰恰相反，都壮得和她们的母亲一样。鲍勃一点儿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只盼望再有个男孩，长大后能成为他的助手。
他们唯一的助手是一个老墨西哥牛仔，名叫柯罗。这个老人年纪虽大，但瘦而强壮。他留下来主要是出于对克拉拉的忠心。是柯罗教会她爱马、识马，而不是她丈夫。柯罗曾不失时机地告诉她，她丈夫永远也驯服不了那匹野母马。他曾催促她劝说鲍勃把那匹不可驯服的野马卖掉，要么就放它跑掉。鲍勃成年以来，虽然一直从事马匹买卖，但他并没有掌握养马的真正本领。如果马不听话，他就打它们。每逢她丈夫打马，克拉拉便厌恶地转过身去。她知道打马说明了他的无能，而不是马的无能，不论他打马的原因是什么。每次鲍勃被马激怒，便无法克制自己的怒气。
而他对待她则截然不同。虽然她时常激烈地顶撞他，可他从未动过她一根手指头。这也许是由于他从未想过她会嫁给他，也从来不明白她为什么嫁给了他。在他们相爱期间，奥古斯塔斯·麦克克里的影子一直笼罩着他们。鲍勃始终不懂，她为什么守着个那么出名的保安队员不要而选择了他。可供她选择的男人太多了。她年轻时是得克萨斯男人们追求的对象，然而她与他结了婚，随他来到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并且留了下来，在他身边陪伴他劳动。鲍勃知道这个地方对女人来说太艰苦了，她们不是死去便是发疯或者走掉。他们的近邻莫德·琼斯在一天早晨用猎枪打死了自己，留下了一张条子，上面简单地写着：“听够了这风声。”尽管莫德有丈夫和四个孩子，但还是把自己打死了。有一段时间，克拉拉把那几个孩子接过来哺养，后来他们的祖父从密苏里来把他们接走了。莫德的丈夫兰·琼斯很快便开始酗酒，直到把财产喝干。一天晚上，他醉醺醺地从篷车上摔下来，冻死在离酒吧约二百米的地方。
克拉拉不仅留了下来，而且还活着，但在她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使鲍勃每次看见都心惊胆战的目光。他看不透那目光是什么意思，但他认为那目光表明，如果他不留心，她就会出走。他们初到内布拉斯加时，他有喝酒的习惯，那时奥加拉拉还算不上个城市，只有少数几户邻居，极少有社交活动。印第安人是最大的威胁，但克拉拉好像并不怕他们。若有客人来，也只是士兵。士兵们饮酒，他也饮。克拉拉很不喜欢他们的狂饮。一天晚上，他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后，便看见了她的那种目光。她为他做好早饭，冷冷地看着他，并威胁道：“我不准你再喝了，这个星期你醉了三次。我豁出去让头发脏着，在这儿住下来，要是只图爱一个醉鬼，那我可不愿意。”
她只威胁过这一次。鲍勃那一天整天都在担心。他看着那无垠的草原，心想，在这么个地方没有了她，他将如何过下去。从此以后，他再没有碰过酒，他喝酒的那个罐子在厨柜里一放就是多年。后来，克拉拉往酒里拌了些高粱糖浆，用来当咳嗽药服用。
他们很少吵架，即便吵也是为了钱。克拉拉是一位好妻子，干活儿十分卖力气。她从不刚愎自用，也从不干丢面子的事，但她手中攒的那笔得克萨斯钱总不能使他安下心来。不管他们穷到何等地步，她自己既不肯拿出来用，也不让他用。她并不把钱用在自己身上，除了订些杂志和买点儿书，克拉拉从不为自己花一分钱。她说她攒钱是为了孩子，但鲍勃总觉得她存着那笔钱为的是她想离家出走时，可以很方便地拿起来就走。他知道他的想法很蠢，因为克拉拉如果真的要走，有钱没钱都一样，但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她那么想有一所房子，却不把钱花在盖房子上，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从三百公里外把木板运回来。当然，他有盖房子的钱，因为他的贩马业很兴旺，主要是因为有军队来买马。即便这样，他仍不愿意她自己留着钱。她对他说那钱只是为了孩子们受教育用，可她用那钱干的那些事是他没有料到的。前年冬天，她给柯罗买了一件野牛皮大衣，这一举动对鲍勃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从未听过一个结了婚的女人给一个墨西哥牛仔买那么昂贵的大衣。后来她又买了那架钢琴。钢琴是她亲自订的货，花了二百块钱外加四十块钱运费。可他倒也真乐意看着他的女儿们坐在钢琴旁学习弹琴。后来在迪斯默尔河上，柯罗遇到四月的暴风雪时，那件野牛皮大衣救了他的命。克拉拉有她自己的处事方法，而且她的方法大多合情合理，鲍勃却感觉她的处事方法越来越令人捉摸不透。他不能指出她在哪一方面忽视了他，女儿们也都爱他，但他还是常常感到他被他们这个家庭拒之门外。他从来没有对克拉拉谈过他的这一感受。他不善言辞，人家若不对他说话，他就很少主动与别人说，除非谈买卖。他观察他的妻子时，他总有一种孤独感。克拉拉体会到了他的这种感情，常常走过来对他表示亲热，或者讲些女儿办的可笑的事来引他发笑。但是他仍旧感到孤独，哪怕是在他们的**。
现在鲍勃就在那张**躺着，瞪着那双什么也不看的眼睛。她们把他的床挪到了靠窗户的地方，以便使他能领受夏天的微风。如果他愿意，还可以看看窗外他那些在草原上吃草的马，或者看看在天空中盘旋的鹰隼或别的东西。然而，鲍勃连头都不扭，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感觉到了微风的吹拂。克拉拉在一张小帆布**睡觉。他们的房子有一个小阳台，天气好时她就把帆布床抬到阳台上去睡。她常常醒着躺在那儿，听着，心中存着一线希望，希望鲍勃能醒过来呼唤她的名字。但是鲍勃没有呼唤她，她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走到他床前，是因为她闻到了他的大小便的气味。即使如此，她仍对他在夜间拉尿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换床单时她可以不让女儿们看见。
一个月来，她不断地换床单，鲍勃的体重好像也被她换走了一些。他的体重轻了许多，而且每天早晨他都好像又瘦了一点儿。他那庞大的身躯曾在她身边度过了多少个夜晚。在一个个冰冷的夜，它曾温暖过她；在过去的年月里，与她一同生下了五个孩子。而现在，这副身躯像腐肉一样在渐渐地消失，她却束手无策。奥加拉拉的医生说鲍勃的头颅碎裂了，他们无法给头骨上夹板，他有可能死去。但他没有死。有时她洗他那弄脏了的身体，一见这种情景便哭起来，因为她认为鲍勃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他不会说，也不会翻身，更不会再打他的马了，但他仍渴望得到一个男孩。夜复一夜，每当她为他这具将死的躯体洗去污秽时，它就让她了解他这一愿望。她把鲍勃的身体翻转到一边，扶着他停一会儿，因为他的背部和腿上都长了可怕的褥疮。她不敢让他脸朝下，怕他闷死，就扶着他侧身躺上一小时，有时扶着扶着就打起盹儿来。然后再让他躺下，给他盖好，回到帆布**去。她经常这样醒着，望着草原，一躺就是半夜，生活的痛苦不再使她流泪了。鲍勃躺在这儿，苟延残喘，肋骨日益突出，然而仍在想男孩。“我办得到，”她想，“如果我做到了，能救活他吗？我能再经历一次怀孕、恐惧、酸痛的**、忧虑，可能会生个男孩子。”她虽然生了五个孩子，但她躺在帆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她感到自己正在忽视丈夫的最后一个愿望，而她若有一副慈善心肠，本来是能满足他这一愿望的。她如何能夜复一夜地无视一个濒死的人那无声的愿望？这个人对她只有慈爱，以古怪、可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慈爱。鲍勃啊，你在走向死亡的途中还想要个小鲍勃。在那静谧的长夜里，她有时会想，自己这般考虑问题，是否说明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后来，她简直怕在夜间到他身边去，到他跟前去成了她结婚以来最困难的事。有时她感到十分为难，甚至会想，他如果好不了，还不如快点儿死了呢。事实上，她不想再生孩子了，尤其不想再生男孩。她对把女儿们养大成人还多少有些信心，对男孩却缺乏这种信心。她不能忘记在那些日子里，听着吉姆咳嗽至死时那冰冷的恐惧与坐卧不宁的痛苦。她还记得在高烧夺去杰夫与约翰尼的生命之前，她是如何痛恨那高烧，又对它无可奈何。“可不能再来一次了，”她想，“我绝不再过那种日子，哪怕为了你，鲍勃。”她的那几个儿子步入死亡给她带来的恐惧已将她的心撕得粉碎，对那种恐惧的回忆成了她生活中最活生生的事实。她还能记得那咳嗽声和痛苦的呼吸声，她再也不想绝望地听着那种声音。
再者，鲍勃这时也并不是真正地活着，他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他吞咽她喂的汤仅仅是条件反射。她与他结了婚，跟随他，给他做饭，在他身边干活儿，给他生了孩子——然而就在她给他换床单时，她觉察到了她内心深处那从来未能控制住的自私。她对他有所保留，而到底是什么，反观她的一切所作所为，又很难说清楚。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暂且不说，可她确实感觉到了。她在帆布**醒着，一躺就是半夜，由于自责而感到精神紧张。
早上，她裹着被子躺在**，直到柯罗的咖啡味把她弄醒。她已养成让柯罗煮咖啡的习惯，主要是因为他煮的咖啡比自己煮的好喝。她总爱躺在被子里，眼望普拉特河上浮动的晨雾，直到一个女儿或两个都蹑手蹑脚地从房里溜出来。她们总是轻轻地走路，好像怕惊醒她们的爸爸，其实他的眼睛睁得和以前一样大。
“妈，你起来了吗？”莎莉会说，“我们起床好一会儿了。”
“想拾鸡蛋吗？”贝特西问道。拾鸡蛋是她喜欢干的活儿，但她喜欢与妈妈一起干，因为贝特西从母鸡肚子底下掏蛋的时候，有的鸡会生气地啄她，但是它们从来不啄克拉拉。
“我想拾你们两个。”克拉拉说着，把两个女儿都拉到了帆布**。阳光洒在广阔的草原上，两个女儿也都在她的**，这时她就没有夜里那种孤独感，自我感觉也就不那么坏了。
“你不想起床吗？”莎莉说。她比贝特西更爱爸爸，见妈妈在太阳出来后还在**赖着不起，有点儿不高兴。她觉得这样不对——至少她爸爸常常抱怨这一点。
“啊，嘘——”克拉拉说，“太阳才出来五分钟。”
她想这也许就是她向他保留的事情吧。她从来就不习惯早起，怎么练习也不行。她出于责任感而起来给鲍勃和偶尔来帮工的人准备早餐，但总干得不好。早餐总不能按鲍勃要求的那样，按时送上桌去。他若长途跋涉去贩马，她就感到轻松了许多，就能多睡一会儿，或者就那么躺在**，边考虑问题边读她从东部或英国订的杂志。
妇女杂志上有故事和长篇小说的某些章节，那里面描述的大部分妇人的生活与她的迥然不同，使她感到自己好像生活在别的星球上一样。比起狄更斯笔下的妇女，她更喜欢那个住在英国的印度人萨克雷写的，而最喜欢的还是乔治·艾略特的——可惜邮件来得太少，她十分扫兴。有时候她不得不等上两三个月才能看到《布莱克伍德杂志》1，在这期间就一直在想故事中的人怎样了。她读所有妇女写的小说，不仅仅是乔治·艾略特的，还有戈尔夫人2、盖斯凯尔夫人3、夏洛蒂·玛丽·杨果4的。她有时渴望自己也干一干那些女人干的事——写短篇小说。但是那些女人都在城市或镇子里住，身边有许多亲戚、朋友。一看到窗外那空空****的草原，她便想，尽管她有写作的能力，甚至有时间，可是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事情。莫德·琼斯死后，她极少看见女人，除了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没有任何亲戚。在辛辛那提有个姑姑，但她们每年只通一两次信。如果她真的写点儿什么，她笔下的人物只能是马匹与母鸡，因为在她看来，过路的男人们都不值得写进书里。他们中没有一个像英国小说里描写的男人那样健谈。
她强烈地希望能与一个写过短篇小说并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的人谈谈话，想见识一下写小说是怎么一回事——是用他们知道的人还是杜撰人物呢？有一次她甚至订购了稿纸，虽然她并不知道如何下笔，但她想不妨试一试。不过那是在男孩们夭折前那充满生机的日子里发生的事。由于有干不完的活儿，她始终无法踏踏实实坐下来写点儿东西。后来，几个男孩相继离开人世，她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那些稿纸曾激起她的希望，但经历了几次孩子的死亡，稿纸对她再也不起什么作用了。那些稿纸成了对她的又一谴责，对她执着追求的自以为是的东西的谴责。一天，她将稿纸付之一炬，烧的时候她由于气恼而全身发抖，似乎她那几个孩子的夭亡不是因为坏天气，而是这些稿纸造成的。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连杂志也不读了，杂志中的故事变得可恨起来——当你的孩子一个个地死掉并等着你去埋葬他们，你怎么能还用那种方式讲话，而且还去跳舞、参加宴会？
然而，几年后，克拉拉又开始读杂志里的故事。她喜欢朗读，等她的孩子大了，会听故事了，她就给他们读小说的片段。鲍勃对此不以为然，但他忍受了她的这种做法。他认识的女人中，没有一个像他的妻子那样读过这么多书，他认为这也许就是造成她一些虚荣感的根源——例如她对头发很关心，每天都要梳洗。他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不管怎么梳洗，头发也还是头发。
克拉拉望着女儿们发现的那辆篷车渐渐走近，她还看见柯罗骑着马，带着两匹即将分娩的母马回来了。柯罗也看见了那辆篷车，所以赶回来照顾她。他是个小心谨慎的老人，他对克拉拉的忠诚与他对她的不理解一样深。她的粗心大意使他很不安。在一匹危险的马面前她谨慎得很，但她好像对危险人物从来就不担心。当柯罗试图劝导她时，她只是笑笑而已。她甚至不怕印第安人，尽管柯罗让她看过自己中印第安人的箭留下的伤疤，她仍然不害怕。
他将两匹母马赶进畜栏，便骑马跑了过来，不管篷车上坐的是什么人，他必须保护她不受威胁。他们在放马鞍的小棚子里备有一支猎枪，她只用它打蛇，而打蛇也只是因为它们常来偷她的鸡蛋。有时她的那些母鸡给她造成的麻烦远远大于它们的好处，因为经常要替它们提防土狼、臭鼬、獾，甚至鹰隼。
“我只看见两个人，柯罗。”克拉拉望着篷车说。
“要是坏人，两个就不少了。”柯罗说。
“要是坏人，就会是一大帮了，”克拉拉说，“找到马驹了吗？”柯罗摇摇头。他的头发已全白了——克拉拉从来就问不出他的年纪，可她估计他有七十五岁或者八十岁了。夜晚围在火旁时，柯罗喜欢用马鬃编绳索。克拉拉很喜欢看他编绳索时手指的动作。马死了或宰了之后，他就把马鬃和马尾留下，用来编绳子。他还会用生牛皮编绳子。有一次他给她编了一根，但她不会套马。鲍勃对送给她这一礼物很不理解，他说：“克拉拉连木桩子都不会套。”但是克拉拉很理解。她十分高兴，这可是件美好的礼品，柯罗的做法十分得体。她知道，正像她尊重柯罗一样，柯罗也尊重她。这是她给他买大衣那年的事了。有时候她读着读着杂志，就会抬头看柯罗编绳索，心想如果她要写小说，就写他。他的故事将大大不同于她在英国杂志上读到的任何一个故事。柯罗一点儿也不像个英国绅士，但在对待马匹上，他却那么温和。与他相比，鲍勃就显得逊色多了。正是由于柯罗的温和与技术，才使她极力想把他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他的话不多，如果她把他写入小说，就会有麻烦，因为她读的小说里的人物都有说不完的话。他幼年时被科曼切人偷去，后来慢慢到了北方，被从一个部落卖到另一个部落，他在一次战斗中逃了出来。他的一生是在印第安人与白人中度过的，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可他还是喜欢讲西班牙语。克拉拉小的时候在得克萨斯学过一点儿西班牙语，便试着跟他讲。一听到西班牙语，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便会顿时高兴得舒展开来。克拉拉还劝他教她的女儿讲西班牙语。他不会读书，但他是个好老师。他爱那两个姑娘，时常带她们去骑马，同时指着四周的东西，告诉她们那些东西的西班牙语名称。
不久，畜栏里的母马便将耳朵竖了起来，瞅着渐渐走近的篷车。一个大个子男人穿的那件大衣比柯罗的那件还要重，他骑马走在篷车旁边。那是一匹褐色马，看样子如果再走下去，它就要栽倒在地了。另一个男人坐在车座上，满脸疤痕。还有一个女人，身孕已重。那个女人带着这一队人马。他们三个累得毫无表情，肯定经过了长途跋涉，所以现在累得即使遇到人家也没有表现出激动。篷车上还堆放着几张野牛皮。柯罗警惕地看着这几个来人，但他们好像不会有什么威胁。那个女人收住缰绳，朝下看了看他们，似乎有些茫然。
“我们到内布拉斯加了吗？”她问。
“到了，”克拉拉说，“离城只有三十公里了，不下车休息休息吗？”
“你知道迪·布特吗？”女人问，“我在找他。”
“知道——是个歹徒。”柯罗不动声色地用西班牙语说。牧场所有的东西都由他买，所以奥加拉拉城里的人他几乎都认识。
爱尔迈拉听见了他的话，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她根本不关心别人管迪叫什么，她唯一关心的是他就在附近。如果迪就在近处，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安全了，而且很快就可以甩掉路加和大刺猬。她终于不必再整天坐在上下跳动的篷车座上，不必再整夜提心吊胆，害怕遇见印第安人。
“下来吧，你们总要饮饮牲口吧。”克拉拉说，“如果想在这儿过夜，我们也欢迎。明天进城肯定没有问题。我看你们都该休息一下。”
“那是什么城？”路加从篷车座上慢慢蹭下来时问道。几天前，他为了打一只羚羊，跑了几步，结果扭伤了腿，现在只能这样走路。
尽管眼前这女人已经告诉她，还有多半天的路程才能到奥加拉拉，可是爱尔迈拉仍然不想停下来。然而大刺猬已经下了马，给马松了缰绳。她想，我要找到迪，可又一想，多等一天也不算什么，这才慢慢地从篷车上下来。
“到家里来吧，”克拉拉说，“我这就叫两个女儿去打水。你们一定是远道而来的吧。”
“阿肯色。”爱尔迈拉说。那所房子看着离得不远，但当她向它走去时，它在她眼前来回晃动起来。
“天哪，那可远了，”克拉拉说，“我在得克萨斯住过。”她转过身来时，见那个女人坐在地上。克拉拉还没来得及去扶她，她已仰倒在从马厩通向房子的小路旁边。
克拉拉并不惊慌。她想，她不过是过度劳累。坐着那么一辆篷车从阿肯色到这里，谁也受不了。她给那个女人的脸扇了扇风，没起什么作用。柯罗一见她倒地，便过去拉她，但那个大个子男人已经将她扶了起来，并像抱小孩子一样把她抱进了屋子。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还有她的。”克拉拉说。
大个子男人呆呆地看着她，一声不吭。克拉拉想，他大概是个哑巴。后来，那个满脸伤疤的人进屋时，说他不哑，只是很少说话。“他叫刺猬，”他说，“大刺猬。我叫路加，来的时候把脸磕了，现在又他妈的伤了腿。她叫爱尔迈拉。”
“她是迪·布特的朋友吗？”克拉拉问道。他们把她放到**时，她仍没有睁眼。
“不清楚，她嫁给了一个司法官。”路加说。经过这么久的野外生活，他进屋后很不自在，便到屋外去，与大刺猬一同坐在篷车上。他无意中抬头看见了那两个姑娘，她们正从窗口向外张望。他想，这家的男人在哪儿呢？因为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肯定不会嫁给这个老墨西哥人。
那天晚上，她问他们要不要进屋吃饭，大刺猬不来，他太腼腆，于是她把晚饭送到外边，他们俩便在篷车上吃了起来。
两个姑娘对此颇感失望。她们很少见到外人，想好好看看那两个男人。
“叫他们进来吧，妈。”莎莉悄悄地说。她对那个满脸伤疤的人格外感兴趣。
“我不能命令人家干这干那，”克拉拉说，“反正你们从前见过打野牛的人，也熟悉他们身上的气味。这些人的气味跟别的猎人没有什么两样。”
“有一个人的块头真大，”贝特西说，“他是她的丈夫吗？”
“我看不是，别管那么多闲事，”克拉拉说，“她累了，明天可能会说话。”
可是，两个孩子在天亮前就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坐在篷车上的两个人也听见了——长长的尖叫声撕破了草原的夜空，一连持续了几小时。
克拉拉再次为有柯罗在身边而高兴，因为他为女人接生和为马接生一样熟练。一般来说，难产能把大部分男人和许多女人吓住，但是吓不住他。爱尔迈拉也是难产。草原上的旅行耗尽了她的体力，分娩时已毫无气力。她一晚上几次不省人事。克拉拉除了给她用水槽里的冷水擦脸，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天亮时分，爱尔迈拉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个女人失血太多，克拉拉十分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