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知府刚到任就贴出三张告示，一说官府立刻放赈；二说“青苗钱”暂停收取；三说官府悬赏鼓励乡民捕盗。头两张告示安定了人心，第二张告示激励了民情。
数日后，苏轼奏请有司批准，将密州大牢里三名罪大恶极的凶犯提至街头开刀问斩，同时悬赏捕盗的告示已经从府城发布到各县各乡，很快，第一批强盗被乡兵拿住押解到府城来了，苏轼立刻叫刘庭式开堂审案，果像苏太守推测的那样，捉贼的乡民对这些贼人姓名往处、何时犯罪、所犯何罪全都一清二楚，几名盗贼个个证据确凿，一审而服，立刻押在狱中，捕盗的乡兵也当堂领到了赏钱。
从这天起，密州下属各县不断有人押解盗贼交往府城，两个月就捆送一百多人，审问之后个个服罪，一时间密州大牢里关满了强盗，而乡民勇士们领取的赏钱也多到数千贯。刘庭式不得不担心赏钱发得太多官府难以支撑，连苏轼看了放赏的速度也有点儿不踏实。然而两月之后各地押解来的盗贼数量大减，从每月数十人减至每月仅十余人，到第六个月，仅抓获盗贼三人。
这时府衙官吏们也清楚地感觉到，早前那股疯狂的劫掠之风就在这半年时间里，已经渐渐被压下去了。
盗劫之风被治住了，苏太守刚刚松一口气，提点京东刑狱李邦直忽然到了密州府，拿出一道公文，要求苏太守立刻在密州推行《手实法》。
《手实法》是吕惠卿接替王安石执政以后推行的一项新法，这条法令的邪恶之处，竟比以前所有“新法”的弊端加起来还要恐怖得多。
早前推行的新法之中以青苗、免役、市易三法最能给朝廷敛财，其中特别得力的就是《免役法》。此法规定百姓要向国家交纳“免役钱”以免除徭役。但“免役钱”的交纳要按户定等，一等户、二等户直至五等户所交钱款数额不同。至于哪些百姓是一等户，哪些是二等户，哪些穷至五等？自然要有个定论才行。吕惠卿刚刚上台执政，立刻请求暂停青苗、市易二法，虽然迎合了皇帝的心思，却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于是吕惠卿在请求皇帝暂停《青苗法》和《市易法》的同时又搞出这个《手实法》来，目的就是强化仍在推行的《免役法》，尽量多为朝廷敛财，以弥补青苗、市易两法停止后的“损失”。
《手实法》规定百姓们必须把自己家里的人丁、财产进行统计，自动向国家申报，然后国家依百姓上报的财产数给百姓定等级，收税钱。但《手实法》有一处要害：百姓上报的财产到底值多少钱由谁来定？显然，这个价钱由官府定，官府说你的房屋土地值一千贯就是一千贯，值两千贯就是两千贯，百姓们连个申辩的机会都没有！按官府定的价格交税，定得公平还罢了，若碰上赃官恶吏，定个不实之价，一千定成两千，三千定成五千，然后照此上门收税，这不成了强盗抢劫了吗？
与之相比，《手实法》中另一项规定更可恶。
《手实法》规定凡是百姓有瞒报财产的，其他人可以向官府举报，一旦落实，则举报者可以得到被举报人瞒报财产的三分之一做为奖赏。也就是说，不但百姓财产的价值全由官府说了算，还允许小人随意告发！有这个规矩在，那些与乡邻有仇的正好挟怨报复，肆意诬告；村里的流氓无赖也都抢着到官府去揭发自己的街坊邻居“隐匿财产”，咬成了，就发一笔邪财，就算咬不住，无非挨几板子，无赖们根本不怕。
如果说王安石早年制订的新法都有原因、有出处、有道理，只是推行下去之后不能尽如人意。吕惠卿推出的这项《手实法》则是彻头彻尾地迎合皇帝，一心敛财，连国家都不要了！这项疯狂的法令一旦推行开来，老百姓就真要造反了，大宋朝廷也必要垮台了。
王安石，吕惠卿，孰为君子，谁是小人，单从立法的初衷就能一目了然。
弄清了《手实法》的内容苏学士勃然大怒，蜀人的暴脾气再也压不住，就在公堂上拍着桌子冲着到密州传达法令的提刑官李邦直叫喊起来：“朝廷变法是要富国强兵，不是来抢劫的！百姓的财产让官府定价，官府说一千就一千，说一万就一万，这还让人活不活了？更何况《手实法》居然设下重赏让乡邻之间互相举报，这是把老百姓当成恶狗，让他们自己去‘咬’？古往今来没听说有一个朝廷拿出钱来奖励诬告的！凡背后诬告之人，不是流氓无赖就是挟私泄愤的小人，应该发现一个就抓一个，现在不但不收拾他们，反而施以重赏！这是干什么？是不是把老百姓都变成这种背后咬人的恶狗，天下人心都坏尽，朝廷就痛快了？”
苏子瞻说得对！
鼓励人告人，刺激人斗人，引诱人害人，真的会让人心变坏，把整个社会风气搞垮。人心一坏，风气一垮，几十年上百年都不容易恢复。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
李邦直和苏轼本是故交，平时只知道这个人诗词出众，爱开玩笑，却没想到此公还有这么大的脾气，给他唬得说不出话来。刘庭式急忙上前打圆场：“太尊别急，公务上的事都有个商量……”
一句话还没说完，苏轼已经吼了起来：“商量什么！密州现在穷成这样，人都饿死了，我既然做这个知府，就得替百姓着想，绝不能拿刀抹老百姓的脖子！”回头指着李邦直说，“别处我不管，《手实法》在密州搞不成！邦直可以弹劾我，我也会上奏申明此事！”
其实李邦直也知道《手实法》不对头。而且他是朝廷派下来的官员，知道朝廷里人事方面的种种变化。现在苏轼大发脾气，李邦直也不和他争吵，直等苏学士喊叫够了，这才回身对刘庭式这几个人说：“我和大人商量公事，你们办公去罢。”先把这几个人打发出去，关上房门，这才对苏轼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对！可你也知道现在的时局：王介甫罢相了，朝廷上全是吕惠卿一个人说了算，此人是个什么东西子瞻也清楚，《手实法》就是这位新宰相推出来巴结皇上的。可陛下是圣主明君，能受吕惠卿的蒙蔽吗？依我看这套要人命的东西实行不了多久……”
王安石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朝廷官员都反对他，可当王安石地位动摇的时候很多人又不愿意让他下台，担心此人一去，朝廷立刻沦为小人的天下。不幸的是王安石罢相，朝廷真就成了“小人天下”，情况比早先更不堪了。
苏轼直肠直肚，对王安石的过错尚且不能容忍，又怎么能忍得下吕惠卿这个小人？愣头愣脑说了句：“害人的恶政就算实行一天也不行！”
李邦直笑着冲他摆手儿：“我的意思是：你先在密州把这《手实法》办起来，哪怕慢一些，拖它一两年都行。我看吕惠卿在政事堂里呆不长！你现在别急着和那帮新贵冲突，不然只有你一个人吃亏。”
苏轼想也不想，冷着脸说了句：“吃亏又怎样，大不了这个官不做了！”
李邦直好心劝人，可苏轼急躁固执，油盐不进，这位提刑大人也有点儿不高兴，一时间两人都没话说了。
其实苏轼也知道李邦直是个好人，有心帮着自己。可脾气上来控制不住，话说得太过。现在人家不吭声了，他这里又不好意思。半天说了句：“我也不是冲着你……”一句话没说完，忽然想起来了，“你拿来的文书是司农寺发的吧？”
李邦直一愣，随即想起来了：“这是司农寺下发的文书。”
司农寺本是个管理仓储、禄米的衙门，职司不算要紧。但神宗皇帝早年裁撤置制三司条例司的时候规定新法改由司农寺颁发，结果司农寺地位忽然被提得很高。这次吕惠卿颁布《手实法》仍然是由司农寺发布。现在递到密州的公文也出自司农寺。
想到这一点，苏轼把手一拍：“这就对了！司农寺是个管仓储的衙门，有什么权力颁布法令？这是擅自立法！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上奏弹劾！”
苏轼果然聪明，一下子找到了《手实法》的破绽，李邦直忙说：“既然是‘擅自立法’，我看子瞻可以在密州缓行《手实法》。只不过上奏弹劾恐怕惹人注意，还是等等再说吧。”
吕惠卿正在皇帝面前得宠，上奏弹劾确实容易引火烧身。苏轼低头想了半天，忽然问：“吕惠卿与韩相关系如何？”
听了这话李邦直眼前一亮：“这倒是个好主意！”
眼下政事堂里的宰相是当年王安石的副手韩绛——也就是跟王安石绝交的那位韩维的亲哥哥。吕惠卿虽是主事的人，因为资历浅，只做了个参知政事。
早在置制三司条例司刚成立的时候，韩绛就和王安石一起主持三司条例司，到王安石倒台，吕惠卿上来了，韩绛的位置却雷打不动。之所以不被触动，都因为韩绛这个人老实。
以前朝堂上有个老宰相曾公亮，外号“点头不倒翁”，韩绛不像曾公那么滑，但这个“没主意”的特点和曾老宰相不多。所以王安石当政的时候，韩绛这个老实人被王安石压制，吕惠卿上台后韩绛又受这“新贵”的气。韩绛虽然老实，毕竟不是个“面疙瘩”，王安石压制他就没算了，现在连吕惠卿这么个小人都想骑到他头上来，韩绛心里憋足了一股邪火儿，与吕惠卿的冲突一触即发，此事朝廷无人不知。
这时苏太守已经想到办法：“我就写信给韩相，列举《手实法》的过失，只要韩相在陛bsp;至此，苏知府和提刑大人已经就害人的《手实法》达成共识，这条恶法至少在密州府境内不可能施行了。
送走李邦直，苏轼立刻给韩绛写了信，痛斥《手实法》，请韩绛出来主持公道。
眼看知府大人骨头如此之硬，为了给百姓们找条活路，居然公开违抗朝廷法令，刘庭式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暗中却替苏轼担心。苏轼心里也有些不安，咬着牙冷着脸，且看吕惠卿那帮人会有什么动作。哪知札子递上进之后毫无动静。到后来苏轼也把这事忘在脑后了。
其实《手实法》推行了不过一年就悄然废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