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干是唐代大画家，长年在唐玄宗身边供奉，所绘人物、神鬼精妙出奇，尤其擅长画马，称为古今第一。这次王诜拿来的十二幅韩干作品画得都是马，一看之下，果然肥壮健硕，扬首奋鬣，神形兼备俊逸无比，连连称赞，就在这六轴精品上一一做了题跋。
正事办完了，王诜把画收起来，坐下饮茶，这才似不经意地问起：“听说子瞻要为令郎办婚事？”
“是。”
王诜笑道：“这是好事呀，到时可别忘了请我喝一杯喜酒！”说着拿过一个红绸包袱来，“一点礼物不成敬意，子瞻务必收下。”
见了这些钱，苏轼才明白王诜为什么特意到府拜访，不由得脸上一红。
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苏轼虽然好面子，毕竟人在急处，王诜出手帮他，顿时如释重负，又惭愧又感激，嘴里却说：“小儿的婚事都有安排，并不缺钱……”
王诜是个豪爽的人，根本不计较这些小事。见苏轼红着脸推辞，就高声笑道：“我今天厚着脸皮上门求子瞻帮忙，送点礼物只是随个份子，子瞻要是不收我就恼了！”不由分说把小包袱塞到苏轼手里。苏轼见人家诚心诚意，实在不好拒绝，只能收了。
王诜这位豪爽的附马爷一下子借给苏轼三百贯钱，让他给儿子办了婚礼。哪知苏轼后来虽然在密州、徐州做了两任知府，却越做越穷，三百贯对他而言是个大数目，几年都没把这笔欠账还上。王诜富贵已极，三百贯对他来说不算个钱，干脆连这事儿都忘了。直到“乌台诗案”发生以后，这笔“账”被御史台的走狗翻了出来，王诜因此倒了大霉。
世事无常，无常是苦，谁想得到……
送走王诜，苏轼换了身衣裳，来拜访老朋友章惇。
章惇这个人文能治国武能领兵，真有将相之才。当时大宋西南边地有不少土司势力，熙宁五年荆湖南路几大土司公然和朝廷对抗，王安石把章惇派到当地，迅速收服苏、向、舒、彭四大土司，又攻克懿州，击败田氏土司，先后设置安化、沅州、诚州、辰州，彻底平定当地乱局，成就堪比“熙宁开边”。提起章惇的本事朝廷无人不服，公认他是“三司系”第一员大将。
可惜章惇脾气暴躁，个性十足，不肯像“转世颜回”吕惠卿那样亦步亦趋拍王安石的马屁，所以爬得没有吕惠卿高。如今官拜三司使，掌管朝廷财赋，职位仅在参知政事吕惠卿之下，而在邓绾、蔡确、李定、张璪这帮“三司”同党之上。
苏轼和章惇是多年故友。虽然这些年来章惇成了“三司系”大将，苏轼却被定性成“旧臣首脑智囊”，派系上势不两立。其实这两个人心里想法倒一样：交情归交情，派系归派系，两件事不必扯到一起。
现在两人一见面，章惇开口就问：“子瞻这次到密州有什么打算？”
苏轼刚回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派到何处做官，章惇忽然说出“密州”二字倒让他一愣。章惇看出来了，笑着说：“我在政府混得久，知道的事多。子瞻在杭州三年做得好，陛下已命你出知密州府，文书几天内就发下来。可密州是个穷苦之地，听说那地方五谷不生，遍地是贼，不好治理。我以为子瞻到了密州，不妨挑牢里的贼头子先杀他几个，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厉害。”
十二年前在凤翔的时候苏轼就说过章惇的脾气“能杀人”，这话真对。现在章惇直言告诉苏轼：做密州知府要先杀人立威。可苏轼宅心仁厚，没有这种想法，也不愿意说这些。就把话头岔开：“我在杭州的时候听说朝廷推行了《市易法》……”
章惇把头一摇：“《市易法》搞得不对头，曾布为这事和王相闹翻了！我当时没在朝廷，不然我也出来弹劾《市易法》。”
章惇能耐大，脾气直，虽是王安石提拔的人，却不奉承王安石，有什么说什么。苏轼忙问“这么说《市易法》要停了？”
苏轼的问题有些敏感，章惇把嘴凑到他耳边：“皇上念着王介甫的功劳，给他面子，罢了曾布，保了《市易法》，可依我看这《市易法》从根儿上就不对路，站不住脚，早晚要停——还有《青苗法》，推行几年越搞越坏，我看都保不住！”
身为“三司系”大将的章惇忽然说出这话，苏轼有些惊讶：“子厚觉得两条新法都要罢？”
苏轼是什么人章惇很清楚，对这位老朋友的品行非常信任，一切直话直说：“‘变法’是圣上的事，不是王安石的事！现在变法引起的问题渐渐掩盖不住了，算起来，责任都在王安石身上，最近一年陛下对王介甫已经不假辞色，朝局恐怕要变！”看了苏轼一眼，笑着说，“我没猜错的话，司马光、吕公著、陈襄这几位快复出了，子瞻三年内也能升个翰林学士。”
与苏轼相比，章惇才是个真正的“政客”，把朝局看得十分明白。可惜章惇只是依常理推测局势，至于神宗皇帝到底怎么安排这个朝廷，章惇其实吃不透，所以他的推测只对了一半儿：王安石确实站不住脚了，可司马光等人想回朝廷却还遥遥无期。
——至于苏轼，几年后差点儿死了！哪有什么“翰林学士”给他做……
不过章惇和苏轼说这些话，他心里的意思也多少露出些了。
章惇是“三司系”的人，一旦王安石失宠，“三司系”很可能就此失势，旧臣们回到朝廷，章惇就不好混了。现在他和苏轼套交情，也是希望这位老朋友别忘旧，真要有事，还请苏轼拉他一把。
于是章惇对苏轼笑道：“子瞻也知道，我是个爆竹脾气，这几年得罪了不少人……”说着不由得摇头叹息。
苏轼可没有章惇这些心眼儿，根本不懂人家的意思，忙说：“子厚是个豪杰，与那些小人不同，朝臣们有目共睹，陛下也是知道的。”
苏轼心里确实是这个想法。而在章惇听来，苏轼说他“与那些小人不同”，等于给了他一个保证。至于将来真要到了危急之时苏子瞻肯不肯出来帮他，章惇也不敢多想，各人凭良心罢了。两人又说了会儿话，苏轼起身告辞。临走写了首诗送给章惇：
“绛阁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
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
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公外荣。”
苏轼从章惇府上回来没几天，朝廷敕命已经下达，果然和章惇说得一样：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
接敕之后苏轼就带着夫人、朝云和两个幼子苏迨、苏过星夜赶赴密州上任去了。
从杭州通判到密州知府，苏学士到底还是升官儿了。只有一点：神宗命苏轼去治理的是大宋朝廷下辖最穷最苦、最民不聊生的一个府，这个密州知府不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