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宗皇帝的热切督促下，专门负责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迅速建立起来，所有人屏息而待，只等着第一道崭新的法令从三司条例司发布出来。
然而三司条例司建立之始，人事还不稳定，法条推出再快也要等几个月，于是一群年轻官员个个通宵达旦拼命忙碌，三司条例司却没有发出什么“条例”来。就在众人眼巴巴地期盼中，不知不觉到了熙宁元年冬至，郊祭大典的日子到了。
中国礼法成于《周礼》，主要分为吉、凶、嘉、宾、军五礼，其中吉礼最被君王看重，而“吉礼”之中最要紧的就是南郊祭祀之礼。按规定，南郊祭祀三年一祭，皇帝亲行，百官随行，各国使臣同行，禁军万骑拥护，仪鸾车驾数千乘，太常寺制祭文，备祭礼数万件，设筵列宴，规模宏大，真有天朝上国洋洋气象。
依往年旧例，凡南郊大祭时朝廷都要厚赐臣子，尤其宰辅之臣可得重赏。神宗皇帝刚刚继位，也想以厚赏拉拢老臣，于是下诏，赏赐宰相曾公亮、富弼每人银二万两，绢两万匹，其余大臣各有封赏。诏命一出，翰林学士司马光大吃一惊。
皇帝即将变法，而变法的目的也挑明了，就是富国强兵。既然朝廷追求富强，就必须给天下人做出一个节俭的榜样来，哪知皇帝竟对宰相如此厚赏，这事传开了天下人要怀疑皇帝变法的决心，更可怕的是，朝廷一边表示要聚财富、充国库，一边又厚赏官员，会让那些居心叵测的官员们误以为朝廷变法的目标仅仅是向百姓敛财！
官员把朝廷的意图理解错了，变法的脚步就会被打乱，这可是天大的问题！司马光就趁着进迩英殿为皇帝讲书的机会，要把心里话对神宗皇帝说一说。
司马光进殿的时候王安石正在皇帝面前侃侃而谈，神宗皇帝高居御座之上，身子微微往前倾着，脸色郑重，不时微微点头，见司马光进来也没说什么，指了一下王安石身边的绣墩，示意司马光坐下。司马光觉得自己一言未进就坐在皇帝对面有些无礼，并没有坐，而是垂手立在王安石身侧。
王安石和司马光交情最好，平日称兄道弟、饮食不分。现在自己与皇帝议事在先，搞得司马光不得座位，王安石也不好意思，又说了几句话就住了口。神宗皇帝这才问司马光：“今天仍是来讲书吗？”
司马光今天是想借着为皇帝讲书的机会阻止皇帝郊祭时赏赐宰相，现在皇帝问起，正合心意，笑着说：“臣今天要给陛下讲一讲中唐的故事。大唐经过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盛世’，国力达于鼎盛，然而‘安史之乱’顷刻破了天下，玄宗逃入剑阁，太子继位为君，这就是唐肃宗。肃宗在位时尽力整顿国家，可惜国破军丧未能成事，而肃宗手下有一个大太监鱼朝恩，早年随肃宗逃出长安，一路尽心服侍，最得肃宗宠信，命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率九方节度使数十万大军攻克洛阳，受封冯翊郡公，名震天下。后来肃宗驾崩，代宗继位，吐蕃兵犯长安，代宗出走陕州，鱼朝恩又在一旁护驾，受封天下观军容使专典神策军，权倾朝野，跋扈非常，借着手中权势公然向大臣们索贿，满朝文武都畏惧鱼朝恩的声势，纷纷以珍宝进献，臣子中只有一位考功员外郎名叫常衮，不肯趋炎附势，反而上奏皇帝，声称：‘所献宝物悉出民间，如此作法，等于收集天下民怨献给天子！’代宗见了奏章翻然悔悟，忙命将财宝退还，不得再敛。后来常衮受代宗重用拜为宰相，当时朝有定例，每天由御厨制成精美菜肴送与宰相以示恩宠，所送的菜肴多至几十种，一席酒宴可供十多个人食用，常衮以为国家蒙难不久，百废待兴，对臣下的赏赐花费太大，请求皇帝禁止此例，代宗又从其言，下旨停赏御食，为宫中节省用度，天下人都称颂代宗贤明，赞叹常衮能识大体。”
司马光这个故事讲得很明白，神宗皇帝聪明得很，立刻猜出其话中所指：“你是劝朕停止郊祭之赐吗？”
司马光忙说：“臣正有此意。”
神宗皇帝微微一笑：“卿所言朕也想过。但我大宋自立国以来始终讲究一个‘君臣共治’，宰辅重臣乃国之柱石，天子应该敬重宰相。朕继位不久，若废此定例，旁人岂不要责备朕不敬大臣吗？”
神宗皇帝这些话实在有他的道理，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忙又奏道：“陛下宽待臣子是我辈之福。可臣以为大臣若真有功于天下，就算赏赐给他山川田地、封王封公也不过分，但宰相并未建立大功，不过陪伴皇帝行了一个郊礼，立刻得赏数万，实在有碍视听。大宋立国以来内外多事，从真宗朝开始国家财赋就已不足，至今情况越来越不好，每年亏空多至千万贯，陛下仍对大臣赏赐无节，毫不吝惜，只怕不妥。”
司马光，王安石，这是神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在朝廷中神宗倚重王安石，在心底里皇帝更信赖司马光。现在司马光恳切直言，皇帝倒也高兴，只是神宗有自己的大主意，就笑着说：“朕知道你的为人，先皇在位时你也因为郊赐之事上奏，先皇不听，你就把郊赐分给你的银两捐给谏院做了公费，朕在颍邸听说此事也很赞赏。但朕对此事的想法却与先帝一样：两万白银说少不少，说多不多，既不足以救灾，更不足以富国，在这上头节省于国无益，却寒了老臣之心，不值。”
司马光忙说：“陛下继位之后首推变法，意在富国强兵，朝廷不能节省开支，如何富国强兵？何况宰相曾公亮已经上了札子，请求辞谢郊祭之赏，陛下此时停赏是应臣子之请，顺天下民心，大臣们只会欢悦，哪有寒心的道理？”
眼看司马光和皇帝争论不休，一旁的王安石不能不说话了：“我大宋富有四海，郊祭之赐能有几何？在这上头实在没必要过度俭省。至于说宰相辞谢，其实每年郊赐宰相都要辞谢，若因宰相辞谢就不再行赏，事情就难看了。”
司马光认为“郊祭重赏”是皇帝的过失，更认为主持变法的“拗相公”王安石看法和他一样，肯定帮着他劝谏皇帝。想不到王安石一开口却是帮着皇帝说话！司马光大吃一惊，矛头顿时指向了王安石：“我大宋有冗官、冗兵、冗费三害，眼下财用不足，灾害又重，陛下变法正应该从节省做起，先治‘冗费’一弊，介甫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王安石微微一笑：“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郊祭之赐所费不多，不必在这上头节省。刚才君实讲了一个常衮辞赏的故事，可常衮辞了皇帝的赏赐，大唐并未因此富强，反而臣子们窃窃私语，都说常衮无能，自知不配领得赏赐，这才辞谢。若陛下郊祭时忽然不赏宰相，臣下也难免在背后说宰相的坏话，徒损大体，有何益处？”
王安石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几句话说得道理十足。司马光却不以为然，立刻应声道：“常衮辞赏，说明他知廉耻，比那些贪图官位利禄的蠹虫好得多！”
与王安石的道理相比，司马光的辩论似乎缺了些说服力，且言词很不客气。好在这两位是至交好友，王安石并不计较，笑着说：“国用不足，并不是当今急务。”
要说王安石前面的一篇道理司马光不能接受，现在这一句话却着实令司马光不解：“自真宗朝以来国家用度日渐不足，这几年亏空越来越大，介甫怎么说国用不足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冲司马光摆摆手：“我觉得当今国用不足，主要是未得理财之人。”
这句话司马光更不能理解了：“介甫觉得怎样才是善于理财之人？”
司马光问得太直，王安石竟不好回答了，只得笑而不语。司马光略一沉吟已经明白了：“介甫说得‘善理财之人’是指那些搜刮民财以充国库的人吗？百姓的负担原本已经很重，如果再行搜刮，这些人只怕流离失所沦为盗贼，如何使得？”
王安石笑着说：“君实这叫什么话？我说的‘善理财’并非搜刮，是指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
王安石这话云山雾罩，只有熟知史书的人方能知其出处。司马光是个史家，略一沉吟已经想到：“介甫之言引自汉代的大司农桑弘羊吧？”
其实不光王安石这一句话引自桑弘羊，就连这次变法中即将实行的均输、市易等法也取自桑弘羊。只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细节尚未推出，司马光不得而知。
听司马光说出桑弘羊的名字，王安石仍然笑而不语。司马光却惊得目瞪口呆：“桑弘羊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欺骗汉武帝的话！介甫想一想，天下财物是有定数的，这些财货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官府手里，桑弘羊想让国家富足，不从百姓手里搜刮，从何处得来？汉武帝早年财用极富，对外用兵不止，晚年却是流民数百万，国家动**，盗贼蜂起，百姓们都是老实人，要不是穷到了极点，他们怎么会去当盗贼？介甫竟信了桑弘羊的学说，这还得了吗？”
也难怪司马光大惊小怪，古时候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一百年前造的水车一百年后还在用，一百年前开出的田地一百年后还在耕，国家的产出是个固定值，变化不大。在这个固定的数额中，既要让国家财赋增加，又希望不加税赋、百姓生活安定富裕，就成了两难的事。汉代的桑弘羊整顿货币，实行盐铁、均输、平准等制度，充实了国库，却也造成了百姓的贫困和社会的动**，后世对桑弘羊褒贬不一，王安石认为桑弘羊是能臣，司马光却以为桑弘羊是奸贼。
这还是第一次，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至交好友在针对变法的观念上出现了极大分歧，对此司马光惊讶莫名，王安石却不觉得惊讶，也不和司马光争执，又转回早先的话题：“太祖朝时皇帝对宰相赵普也曾多有赏赐，每次都是成千累万，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对。现在陛下赏赐两位宰相一些东西，数额尚不及太祖朝，君实何必为此争执呢？”
王安石知道司马光一向保守，司马光却想不到王安石如此偏激，所以王安石冷静如常，司马光却冷静不下来了，提高声音争辩道：“赵普追随太祖鼎定天下，立了莫大的功劳，赏赐巨万也不稀奇，如今的宰相有什么大功？不过是处理日常政务，竟也要得巨万之赏，这是什么道理！”
司马光这话说得有些过头儿，要是给宰相们知道了只怕要怪罪他。神宗皇帝也不希望这些主政大臣间生出无谓的嫌隙，忙拦住司马光：“你的意思朕明白了，节俭是美德，应该提倡，但郊祭赏赐事关宰相威信，还是慢慢商议吧。”摆摆手，司马光和王安石只得退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