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1 / 2)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eLln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A)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近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竞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〇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让》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考,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臣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已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Calv)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镇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大家都知道四健会按原来英文“4-hcbs”的次序是Head(头脑),Heart(心),Hands(手),Health(身体健康)。蒋梦麟先生在“四健运动”一文里,说“训练会员健手、健身、健脑、健心”。

梦麟先生改动四健的次序,好像不是无意的,我想他有意的要大家先从两只手开始,从健手健身做到健脑健心。

四健会的《会歌》里有这一句:“行中求知精益求精。”这歌词是梦麟先生做的,四健会的标准语中有“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工作要先做计划,计划要切实推行。”“要以工作的纪录表现工作的成绩。”我猜想这几句标语里也有梦麟先生的手笔。蒋梦麟先生做了几十年教育教授,教了几十年的教育哲学,他是一个教育哲学家,提倡这个“四健运动”。不是完全抄袭外国的“4-hcbs”的。他一定仔细想过,他好像已经不动声色的把他的教育哲学做了四健会的哲学了。

我的猜想未必全对,但你们这个“四健会”的背后有一种教育哲学,是毫无可疑的。这种哲学就是“行中求知”,就是“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这就是四健会的教育哲学。这种哲学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学说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他说的“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孙文学说》第五章)。这种哲学也可以说是蒋梦麟先生和我的老师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继续不断的改造我们的经验,要使我们的生活格外有意义,要使我们主管未来生活的能力格外高明”。

总而言之,我从旁观察,你们这个“四健运动”有一种教育哲学做中心,大概是因为你们参加这个运动的五六万青年朋友都是努力作实际工作的人,所以你们的哲学家蒋梦麟先生平时就不肯多谈这个运动背后的哲学了。

蒋先生叫我今日到这儿来谈话,我昨天才看见“年会活动时间表”,才知道我今天的任务是“专题讲演”,我没有“专题”可以讲,只好来谈谈“四健会的哲学”,谈谈“四健会的教育哲学”,我的看法是:向三百位青年朋友谈谈你们这个运动背后的“哲学”,也许有点用处,也许可以给你们的工作增添一点意义,增添一点新兴趣。所以我今天指出你们唱的《四健会歌》里的“行中求知”就是你们的哲学;你们的标语“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也就是你们的哲学。

“行中求知”四个字,“从工作中学习”六个字,都可以说是“四健运动”的远大的意义,根本的意义,所以说是你们的哲学,是你们的教育哲学。这就是说:你们生活的是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你们的工作就是学习,就是求知识,就是学习活的知识,活的技能,就是增加生活的能力,就是活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不完全靠书本,不完全靠课堂上的教科书知识,不完全靠学校上课。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真实的教育可以从生活里得来,可以从工作中得来。这种从工作中得来的教育往往比课堂上书本里得来的教育还更有用,还更有价值。

这种“行中求知”,“从工作中学习”的教育哲学,我国思想史上曾有人主张过。这种哲学很有点像三百年前中国北方起来的一个学派的思想。那个北方学派叫做“颜氏学派”,因创立的哲学家叫做颜元,他号叫习斋,故也叫做“颜习斋学派”。

诸位四健会的青年朋友都是从农村来的,我要介绍给你们这位哲学家颜元是真正从农村里出来的中国哲学家,他是直隶省博野县人,他的父亲从小被卖给邻县一个姓朱的做儿子,所以改姓朱,颜元小时也姓朱。他四岁时,满洲兵打进来,他的父亲正同朱家闹气,就跟着满洲兵跑到国外去了,从此没有信息。颜元十岁时,明朝就亡国了,十二岁时,他母亲改嫁去了,颜元就在朱家长大,在农村私塾里读书,他很聪明,也很顽皮,但因为他聪明,也读了不少杂书,也学做八股文章。后来朱家也衰败了,颜元到廿岁时,因家贫无法维生,只有种田养家,又读了一些医书,学做医生;又考取了秀才,他就开了一个蒙馆教小学生,他一面种田,一面教小学生,有时还做医生,他的生活是北方农村的蒙馆先生的生活。

颜元喜欢读宋朝、明朝的哲学书,自命要做圣人贤人。宋朝、明朝的哲学家教人静坐,他做了十多年的理学功夫,到了三十四岁,他才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得到一种思想上的大感悟、大革命。

他发觉静坐是无用的,读书不是教育,他大胆的说:宋朝、明朝的大哲学家教人静坐,教人谈天说性,教人空谈谈道理,都是错的,都是错了路,都违反了中国古圣人孔子、孟子的思想,都不是真学问,也不是真教育,他反对静坐,反对读书,反对静的教育。他提倡一种动的教育、活的教育,他说,真的知识必须从动手实习做得来,因为他注重动,实做实习,所以他自己取“习斋”做名号。

宋朝以来的哲学家都爱讲“格物致知”。“格物”有种种说法,颜元都不赞成。他说“格物”的“格”字就是“手格野兽”的“格”字,“格”就是“犯手去做”,就是动手去做实习。他自己种田,又做医生,两种职业都需要动手去做,所以他的思想特别注重实做实习。所以他反对一切“谈天说性”的玄谈。他说:“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浑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他有许多新鲜的、含有思想革命意味的见解,我只能引他两段话,来表现他的教育思想。

(一)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

譬之学琴然。《诗》《书》如琴谱也,烂熟琴谱,可谓学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谱果琴乎?……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

手随心,音随手,……是谓之习琴矣,未为能琴也。

心与手忘,手与弦忘,手与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

(二)譬之于医,《黄帝内经·素问·金匮》……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

今有妄人者,止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歧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

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此妄人也,不惟非歧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

这是颜习斋的“犯手去做”的教育哲学,也就是四健会“从工作中学习”、“行中求知”的教育哲学。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请我吃晚饭。席上的远客,是一位美国女子,代表几家报馆,去到俄国做特别调查员的。同席的是一对英国夫妇,和两对中国夫妇,我在这个“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发生一个比较的观察。那两位中国妇人和那位英国妇人,比了那位美国女士,学问上,智识上,不见得有什么大区别。但我总觉得那位美国女子和他们绝不相同。我便问我自己道,他和他们不相同之处在那一点呢?依我看来,这个不同之点,在于他们的“人生观”有根本的差别。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观”是一种“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位美国女子的,是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在席上,估量这位女子,大概不过三十岁上下,却带着一种苍老的状态,倔强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动,似乎都表示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似乎都会说道:“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这就是“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看这一个女子单身走几万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险,要想到大乱的俄国去调查俄国革命后内乱的实在情形:——这种精神,便是那“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一种表示;便是美国妇女精神的一种代表。

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的观念。我并不说美国的妇人个个都不屑做良妻贤母;也并不说他们个个都想去俄国调查革命情形。我但说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心理,以为“妇人主中馈”;“男子治外,女子主内”;妇人称丈夫为“外子”,丈夫称妻子为“内助”。这种区别,是现代美国妇女所绝对不承认的。他们以为男女同是“人类”,都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的。我的母校康南耳大学,几年前新添森林学一科,便有一个女子要求学习此科。这一科是要有实地测量的,所以到了暑假期内,有六星期的野外测量,白天上山测量,晚间睡在帐篷里,是很苦的事。这位女子也跟着去做,毫不退缩,后来居然毕业了。这是一条例。列位去年看报定知有一位美国史天孙女士在中国试演飞行机。去年在美国有一个男子飞行家,名叫Carlstro,从Chicago飞起,飞了四百五十二英里(约1500里),不曾中止,当时称为第一个远道飞行家。不到十几天,有一个女子,名叫RuthLaw,偏不服气,便驾了他自己的飞行机,一气飞了六百六十八英里,便胜过那个男飞行家的成绩了。这又是一个例。我举这两个例,以表美国妇女不认男外女内的区别。男女同有在社会上谋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天职。这便是美国妇女的一种特别精神。

这种精神的养成,全靠教育。美国的公立小学全是“男女共同教育”。每年约有八百万男孩子和八百万女孩子受这种共同教育,所发生的效果,有许多好处。女子因为常同男子在一处做事,自然脱去许多柔弱的习惯。男子因为常与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脱去许多野蛮无礼的行为(如秽口骂人之类)。最大的好处,在于养成青年男女自治能力。中国的习惯,男女隔绝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见,没有鉴别的眼光,没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烦恼的境地,最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美国的少年男女,从小受同等的教育(有几种学科稍不同),同在一个课堂读书,同在一个操场打球,有时同来同去,所以男女之间,只觉得都是同学,都是朋友,都是“人”:所以渐渐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灭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记了。这种“忘形”的男女交际,是增进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惟一方法。

以上所说是小学教育。美国的高级教育,起初只限于男子。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女子的高级教育才渐渐发达。女子高级教育可分两种:一是女子大学,一是男女共同的大学。单收女子的高级学校如今也还不少。最著名的,如:

(一)VassarCollege在Poughkeepde,N.Y.有1200人

(二)WellesleyCollege在Wellesley,Mass.有1500人

(三)BrynMawrCollege在BrynMawr,Pa有500人

(四)SithCollege在Northapton,Mass.有2000人

(五)RadcliffeCollege在Cabridge,Mass.有700人

(六)BarnardCollege在纽约有800人

这种专收女子的大学,起初多用女子教授,现今也有许多男教授了。这种女子大学,往往有极幽雅的校址,极美丽的校舍,极完全的设备。去年有一位中国女学生,陈衡哲女士,做了一篇小说,名叫《一日》,写VassarCollege的生活,极有趣味。这篇小说登在去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二号。诸位若要知道美国女子大学的内部生活,不可不读他。

第二种便是男女共同的大学。美国各邦的“邦立大学”,都是男女同校的。那些有名的私立大学,如ell,Chicago,LendStanford,也都是男女同校。有几个守旧的大学,如Yale,Cobia,JohnsHopks,本科不收女子,却许女子进他们的大学院(即毕业院)。这种男女共校的大学生活,有许多好处。第一,这种大学的学科比那些女子大学,种类自然更丰富了,因此可以扩张女子高级教育的范围。第二,可使成年的男女,有正当的交际,共同的生活,养成自治的能力和待人处世的经验。第三,男学生有了相当的女朋友,可以增进个人的道德,可以减少许多不名誉的行为。第四,在男女同班的学科,平均看来,女子的成绩总在男子之上:——这种比较的观察,一方面可以消除男子轻视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可以增长女子自重的观念,更可以消灭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顺男子的心理。

据一九一五年的调查,美国的女子高级教育,约如下表:

初看这表,似乎男女还不能平等。我们要知道女子高级教育是最近七八十年才发生的,七八十年内做到如此地步,可算得非常神速了。中美和西美有许多大学中,女子人数或和男子相等(如Wiss),或竟比男子还多(如Northwestern),可见将来未必不能做到高等男女教育完全平等的地位。

美国的妇女教育既然如此发达,妇女的职业自然也发达了。“职业”二字,在这里单指得酬报的工作。母亲替儿子缝补衣裳,妻子替丈夫备饭,都算不得“职业”。美国妇女的职业,可用下表表示:

一九〇〇年统计

男23754000人

女5319000人居全数18%

一九一〇年统计

男30091564人

女8075772人居全数21%

这些职业之中,那些下等的职业,如下女之类,大概都是黑人或新入境的欧洲侨民。土生的妇女所做的职业,大抵皆系稍上等的。教育一业,妇女最多。今举一九一五年的报告如下:

照上表看来,美国全国四分之三的教员都是妇女!即此一端,便可见美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势力了。

据一九一〇年的统计,美国共有四千四百万妇女。这八百万有职业的妇人,还不到全数的五分之一。那些其余的妇女,虽然不出去做独立的生活,却并不是坐吃分利的,也并不是没有左右社会的势力的。我在美国住了七年,觉得美国没有一桩大事发生,中间没有妇女的势力的;没有一种有价值的运动,中间没有无数热心妇女出钱出力维持进行的。最大的运动,如“禁酒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反对幼童作苦工运动”,……几乎全靠妇女的功劳,才有今日那么发达。此外如宗教的事业,慈善的事业,文学的事业,美术音乐的事业,……最热心提倡赞助的人都是妇女占最大多数。

美国妇女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女子选举一个问题。有许多妇女极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却极热心去帮助“禁酒”及“反对幼童苦工”种种运动。一九一二年大选举时,共和党分裂,罗斯福自组一个进步党。那时有许多妇女,都极力帮助这新政党鼓吹运动,所以进步党成立的第一年,就能把那成立六十年的共和党打得一败涂地。前年(1916)大选举时,从前帮助罗斯福的那些妇女之中,如JaneAddas之流,因为怨恨罗斯福破坏进步党,故又都转过来帮助威而逊。威而逊这一次的大胜,虽有许多原因,但他得妇女的势力也就不少。最可怪的是这一次选举时,威而逊对于女子选举权的主张,很使美国妇女失望。然而那些明达的妇女却不因此便起反对威而逊的心。这便可见他们政治知识的程度了。

美国妇女所做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大概属于社会改良的一方面居多。现在美国实行社会改良的事业,最重要的要算“贫民区域居留地”(SocialSettlents)。这种运动的大旨,要在下等社会的区域内,设立模范的居宅,兴办演说,游戏,音乐,补习课程,医药,看护等事,要使那些下等贫民有些榜样的生活,有用的知识,正当的娱乐。这些“居留地”的运动起于英国,现在美国的各地都有这种“居留地”。提倡和办理的人,大概都是大学毕业的男女学生。其中妇女更多,更热心。美国有两处这样的“居留地”,是天下闻名的。一处在Chicago,名叫HullHoe,创办的人就是上文所说的JaneAdas.这位女士办这“居留地”,办了三十多年,也不知道造就了几多贫民子女,救济了几多下等贫家。前几年有一个《独立周报》,发起一种选举,请读那报的人投票公举美国十大伟人。选出的十大伟人之中,有一个便是这位JaneAddas女士。这也可想见那位女士的声价了。还有那一处“居留地”,在纽约城,名叫HenryStreetSettlent.是一位LilianWald女士办的。这所“居留地”初起的宗旨,在于派出许多看护妇,亲到那些极贫苦的下等人家,做那些不要钱的看病,施药,接生等事。后来范围渐渐扩充,如今这“居留地”里面,有学堂,有会场,有小戏园,有游戏场。那条亨利街本是极下等的贫民区域,自从有了这所“居留地”,真像地狱里有了一座天堂了。以上所说两所“居留地”,不过是两个最著名的榜样,略可表现美国妇女所做改良社会的实心事业。我在美国常看见有许多富家的女子,抛弃了种种贵妇人的快活生涯,到那些“居留地”去居住。那种精神,不由人不赞叹崇拜。

以上所说各种活动中的美国妇女,固然也有许多是沽名钓誉的人,但是其中大多数妇女的目的只是上文所说“自立”两个字。他们的意思,似乎可分三层。第一,他们以为难道妇女便不配做这种有用的事业吗?第二,他们以为正因他们是妇女,所以最该做这种需要细心耐性的事业。第三,他们以为做这种实心实力的好事,是抬高女子地位声望的唯一妙法:即如上文所举那位JaneAdas,做了三十年的社会事业,便被国人公认为十大伟人之一;这种荣誉岂是沈佩贞一流人那种举动所能得到的吗?所以我们可说美国妇女的社会事业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自立”精神,并且可以表示美国女界扩张女权的实行方法。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几项美国妇女家庭以外的活动。如今且说他们家庭以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