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以前，他们各自都有志同道合、情同手足的朋友：刘禹锡有好友柳宗元，一起经历过“二王八司马”事件，并称“刘柳”；而白居易有好友元稹，两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并称“元白”。但柳宗元英年早逝，元稹也是刚过五十岁就去世了，好在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都定居洛阳，可以整日交游、诗文唱和，为彼此平添了无数快乐、减少了许多寂寞。
刘禹锡二十岁出头就考取了进士，而白居易那时还跟随着在各地任职的父亲读书、游历，等到白居易赴京参加科考，刘禹锡又去淮南任职了。三十岁出头，“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外放到边远地区十年之久，后来有一次被召回长安，这一年白居易却因为上书惹怒皇帝被贬去了江州……
总之，命运交错，两人一直没机会结识，不过他们应该都很欣赏对方的才华，神交已久。据说白居易曾经把自己的上百首诗作寄给刘禹锡，刘禹锡彻夜畅读、大为赞叹，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赞美白居易的诗如同仙人不用刀尺做出的衣服，几乎“天衣无缝”、没有瑕疵。
五十四岁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刘禹锡任和州刺史，两个人几乎同时卸任，终于在扬州相会了，悲喜交加、一见如故。宴席上，白居易即兴赋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赞颂刘禹锡的才华、同情刘禹锡的际遇；而刘禹锡也回赠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留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样的名句。
后来两人虽然又在各地奔波辗转，但一直保持着诗文往来。五年后，两人年近六旬了，白居易正在洛阳，刘禹锡转任苏州刺史途中，在洛阳停留了十五日，与白居易相聚。刘禹锡知道白居易爱鹤，到了苏州以后，特地寻得一只“华亭鹤”送给白居易。白居易将两人之间的诗作唱和整理成《刘白唱和集》两卷，不久后，又续编为三卷。
五年之后，刘禹锡终于也定居洛阳，白居易住在履道里，刘禹锡住在集贤里，相隔不远。在这之后的七年里，两位老人的来往就更加方便了。白居易给刘禹锡的一首诗中写：“前日君家饮，昨日王家宴。今日过我庐，三日三会面。”可见他们的会面有多么频繁啊。
两人的唱和诗集也达到了四卷之多，其中就有白居易创作的三首《忆江南》。刘禹锡按照一样的结构，写了两首《忆江南·春去也》，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定居洛阳七年后，七十二岁的刘禹锡与世长辞，白居易痛心不已，挥泪写下《哭尚书刘梦得诗二首》。又过了几年，白居易也去世了。诗豪和诗魔的情谊穿越千年，历久弥香。
学个成语
青出于蓝（qīngchūyúlán）
意思是青是从蓝草里提炼出来的，但颜色比蓝更深。比喻学生超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
出自战国时期荀况的《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说段历史
历史上三次“衣冠南渡”
“江南”字面的意思是长江以南，经过历史的演变，后来人们常说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以太湖为中心，包括如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地。江南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商业发达，艺术文化更是独具风韵。例如，白居易生于北方，但少年时曾到江南游历，后来又去杭州、苏州等地任官，他便深深爱上了这片地方，所以才会对江南念念不忘，觉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汉代以前，中华文明更多集中在北方地区，江南并没有那么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例如战国时期的楚国、越国、吴国，一开始都被认为是周朝以外的“蛮夷之邦”。江南是如何成为中华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如何成为“人杰地灵的鱼米之乡”的呢？这和历史上三次“衣冠南渡”有很大关系。
第一次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爆发，少数民族趁机崛起，北方中原地区陷入混战。晋元帝渡江避难，并且在建康（如今的南京）称帝，建立东晋，许多文人士大夫以及北方汉族百姓跟随晋元帝大规模南迁，这便是“衣冠南渡”这个词的由来。大量涌入的北方士人和百姓，不仅为江南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当时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让江南的文化、艺术、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第二次发生在唐末，随着朱温篡夺唐朝，北方又陷入混乱。一支李氏旁系子孙趁机在南方发展起来，后来李昪定都金陵（也是今天的南京），建立南唐，南方迎来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南唐后来的李璟、李煜等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但都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艺术家，江南进一步成为文化中心。
最后一次就是在“靖康之耻”以后，北宋灭亡，宋高宗建立南宋，把政权建立在临安（如今的杭州），北方地区落入金国的统治之中，“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迁徙到南方。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这三次“衣冠南渡”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都是因为北方发生战乱、游牧民族入侵，而江南地区相对稳定，新政权建立后，大量士大夫和汉族民众迁徙到南方。三次“衣冠南渡”虽是迫于战乱的无奈之举，却也为江南地区的发展带来一次次机遇，帮助江南变成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