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用他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的三个问题，这已经够我们思索无穷了，但还有更深一层，或曰更感人的一层，他是用悲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算是第四个“如果”，没有点出的“如果”。悲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自己人的内斗。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逞，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身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鲁迅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白即是其一……中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怀才不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也几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社会矛盾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人们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正是期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屈原、贾谊、司马迁总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瞿秋白也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但秋白与他们还有不同。他不是如封建时代那种简单地为明主不知、君王见弃。第一，他赶上了乱世，只要有一个稍微平静的环境和稍充足的时间，他的文学之才、艺术之才、治学之才就可以附在一块土壤上，扎下根，长成参天大树。如司马相如，如李白、王维、白居易。但家贫世乱，他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更主要的是，面对民众遭涂炭、陷水火，他顾不得去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本来乱世而成名的文人也是很多的，如《觅渡》中写到的与秋白同时的梁实秋、陈望道。但秋白主动放弃了这个展才之机。为民族大众的政治，一个文学艺术的巨才未能长得很大，并过早地夭折。这就让人更有一分遗憾，一丝悲伤。
壮志难酬，这也是历史常有的事，也是一种社会矛盾现象。对一个人来说逆境难免，企图一生顺利，心想事成，这不可能。但秋白的逆境，不是前进方向遇到的逆风、逆浪，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在他的身上发生的不公平、不愉快，甚至是迫害。年轻一点的同志常不理解为什么党内也曾经有那么残酷的斗争。其实内部斗争也是一种矛盾，各种思想、观点、利益的不同，矛盾也有激化的时候。只是人们在习惯上总觉得自己人不该发生这种事，一旦发生不但令人生悲更令人生愤。所以历史上的如岳飞、袁崇焕等忠臣良将未死敌手反被己害，令一代一代的人，一提起心里就颤抖、就发痛。
秋白也已归入这个行列，他是被“左”倾路线、被自己人所害，是长征前有意甩下的包袱，是被母亲推出怀抱的孩子。他甘愿舍弃自己的才华救党救民，反遭如此不公，这怎么不令人从心里感到深深的悲凉和激愤呢。他家住在觅渡桥旁，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好的渡口，但没实现。后来我曾写过四句诗，表达这种遗憾：
秋水茫茫夜沉沉，觅渡桥边觅渡人。
上下索求浑不见，白光一瞬有流星。
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却过早夭折的大悲。一片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同是共产党的领袖，他对民族的贡献，不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有大功大业，而是昭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道德。这种精神道德甚至超过了事业本身，因为精神可以变成无穷的力量，所以后人尊敬和纪念毛泽东、周恩来，也同样尊敬和纪念瞿秋白。
《觅渡》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发表的，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因公过常州第四次拜谒秋白纪念馆，馆里的同志说：“明年，一九九九年是秋白诞辰百周年。”我立即联想到一九九八年我们刚纪念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百周年，秋白比他们还小一岁啊！他的物质生命只有其他战友的一半，但他的精神生命却与他们一样长存。许多事他没有来得及做，但他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昭示出一条路，所以我在文末说：“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可见人格的力量与价值。纪念馆的同志说常州准备隆重纪念秋白诞辰百周年，包括重修他的纪念馆、秋白铜像揭幕。而这些重修经费中竟有三十六万元是来自民间，是平时十元、百元，一张一张送到纪念馆来的。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号召，只是默默地发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白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鲁迅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歌颂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悲其忠心不被理解，这是《觅渡》一文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我想是这三点打动了读者。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参考资料
瞿秋白女儿给作者的一封信
梁衡副署长：
您好！
前些日子经一位朋友的推荐，我看到杂志上登载的您介绍我父亲的文章《觅渡，觅渡，渡何处？》。读后感怀颇多。
父亲一生磨难多，争议多，先生的一支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如今，当我散步时，常有知情的年轻人来嘘寒问暖，说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后，加深了对我父亲的认识，亦深感其启迪人生。静夜沉思，咀嚼先生美文，我常心存感激，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
先生细心地捕捉到父亲的才情。父亲的才不仅杂，而且样样都精，他的才思、他的理想，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每忆于此，总让人痛彻心扉。怀念父亲，我是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或减少这样的遗憾。
先生的笔让人沉思，先生的犀利更让人振奋。如您近期有空，还望与您一见，面叙感慨。
瞿独伊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注释
[1]凡文章开头法大致有三：“理”字头，“形”字头，“情”字头。此文酝酿六年，几易其稿，曾有一稿是用第二人称。现在的开头是形、理、情杂糅一团而以形，即具体的事拢之，以求一种真切、深沉、悲怆、莫名之势。有刊物转载时建议去掉前三句，从“谜”字句始。酌之再三，未改。如其，恐失之于理强形弱，兀起入理会削弱亲切、深沉感。
[2]“觅渡”，是本文的文眼，也是意外得来的收获。初次访问秋白纪念馆时见一群红领巾在服务。问之，是旁边觅渡小学的学生，得知这个地名。文章的标题和主题在一刹那便产生并固定下来。秋白一生是一个悲剧，“觅渡桥”是一个天然的文学意象，正好有机地装载了这个悲剧的全部内涵。
[3]“八七会议”秋白以柔弱之躯，受命危难之际，这是一九五八年我读初中、上历史课时就得到的印象。
[4]第一次看到关于秋白被甩掉、不带他长征的资料大约是一九八九年，当时对我刺激很深。
[5]三十六计之一计曰：“借刀杀人。”历史上为“借刀”所杀的名人不少。最可惜的要数大书法家颜真卿。欧、颜、柳、赵，颜为首。颜不但书法好，且为人耿直，为国尽忠。时值“安史之乱”，叛臣四起，颜抗贼有功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到德宗时李希烈又叛乱。宰相卢杞把持朝政，心狭肚小，平时就忌其才，他明知李希烈根本不可能归顺，却故意向皇帝举荐颜去劝降，颜一去便被杀掉。
[6]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诸多武侠小说的灌输，一般中国人脑子里的英雄都是力量型的，不惜力、不惜命，所谓“两肋插刀，一诺千金”，长于力而短于理。如张飞、李逵、项羽、秦琼等，就是对智力和威望较高的关羽、岳飞也是着力渲染其大刀、长枪上的功夫，这是一种图痛快的误导。英者英明、聪明，雄者强胜有力。只靠强力当不了英雄，重在英明识大理，识社会规律之理，顺乎历史潮流。这样的人不图痛快，不轻言死，他一息尚存，就用每一分力、每一点知识、每一点的可能去推动历史，将自己的生命挤出每一滴油去润滑历史的车轮，直到最后力气和机会全部用尽，才以身当烛，跃向死亡，化作最后一束光，照亮历史。周恩来在最后的岁月中于病床与“四人帮”苦斗亦属此。这才是英雄，理性英雄，历史英雄，而不是意气英雄。所以他能担大任，吃大苦，受大辱，无论其大事成与不成都是英雄。史可法守扬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
[7]所有的人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都可以选择正和善，都可以成仁取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成就。以巨匠、大师而自愿捐躯成仁取义者，就如元帅、将军去舍身堵枪眼，其心其情更感人，其悲剧含义更撼天地。
[8]“资源”有“多宜性”，如土地可种田，可开工厂，可建住宅等，资源利用，是于多种可能中择优选其一。人这种资源最具多宜性。一个人可以干三百六十行，唯有冒死的工作是轻易不选的，尤其当他才华横溢、成绩卓著之时。所以各国在战争时期，一般科学家、艺术家、学者都不上前线，尽量转移保护，不是保其命，是保其才，保国家财富资源。民族灾难当头，国家宁肯牺牲更多常人而将生的希望留给少数英才，这是国家全局利益。如果个人自恃有才，让别人为自己去死，这不是为国惜才，是为己保命，是极端个人主义。当为国为民去献身时，人的价值只剩下一个“义”，这时人人平等，只要有生命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义”，这时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勇敢就义，也可以立时激起全民族的尊敬，而一个最知名的人的退缩也可激起全民族的唾弃。
[9]只以中共一大十二个代表为例，在以后的大浪淘沙中就分出了英雄与叛徒。第一个牺牲的是何叔衡，一九三五年死于突围途中，以后还有邓恩铭（一九三一年）、陈潭秋（一九四三年）被捕后死于敌人屠刀。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变革命，周佛海一九三八年成了汉奸，另一汉奸陈公博，一九四六年被判处死刑。
[10]理性最强，理不可挡。历史上弱身而担大任，并以死明理之例甚多，如文天祥、史可法等。这是任何强敌都无法使之屈服的人。
[11]一死足以明心迹。尽管在秋白身后对之有各种说法，但他慷慨赴死这一点谁也不敢否定，谁也不能否定。只此一点就足以挡住所有泼来的污水。这是本文的支点。
[12]坦白最可爱。有一联曰：“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秋白之伟大是他将自己还原成一个本来的人，当然他的本来里面就有许多伟大的成分，远比常人多了许多东西。但不管多也好、少也好，他不增减、不掩饰，难能可贵。
[13]是“党”大还是“人”大？是“人生”大，还是“革命事业”大？从具体来讲，是“党”大、“革命事业”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求解放的事业是迄今历史上最辉煌的事业，生逢其时的每一个有作为的、个体的人都应投入其中，为之牺牲。一个具体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实践，如佛道修行那样去追求成什么伟大的人。从抽象来讲，是“人”大、“人生”大。因为在党及其事业之前便有人、人性、人格，如我们常推崇的司马迁、文天祥等。在阶级、政党消失之后，还会有人、人性、人格。这是整个人类长河、人类史中需连续积累、提纯并得到公认的一种公共道德、一种精神文明。在党的事业中所造就、考验出的人格，会超出党、阶级、事业之上，而成为全人类及全部人类史的财富。共产主义事业既然是人类最辉煌的事业，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它的伟大实践所锤炼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超出事业本身而更达人类优秀品格，即人格的最高峰。如马克思顽强的探索精神，斯大林在领导反法西斯斗争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毛泽东的智慧与周恩来无私的牺牲精神等等，他们远远超出本党、本国，不仅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而且还将超出当时当代成为全人类的历史财富，永彪史册。
[14]用“平原之山”与“谷边之峰”是为递进叠加之比，求一个“更”字。以开掘读者意想不到之效。古书所谓“水晶盘内走明珠，红杏枝头笼晓日”，李清照词“梧桐更兼细雨”都是此法。
[15]悲剧比喜剧深刻是因为它留给人遗憾，有遗憾就有思考。喜剧让你圆满，满则不思，亦无可思。一个人前半生的悲剧是他后半生的财富，他一生的悲剧则是后人的财富。
<!--PAGE10-->[16]就本质来说，生命是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物理学和哲学都已证明万物皆变，花会开，树会长，草会黄。一克镭，三千二百年后就会自然消失而变成铅。人们虽然惜春长怕花开早，但又总是落红无数。要留住生命中的一个点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享受生活，其实是享受生命的过程。是运动，是追求，是思考。虽然它也会有果实，但那只是过程的一部分，是阶段性的果实。其价值恰在于昭示过程的进行，并启示人再去追求下一个目标。绣花的金针比金针绣出的花朵更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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