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虞国掌控法部，可在联邦法律框架内设置对己有利的条款；洪州通过商部主导贸易规则，能限制竞争对手的市场准入。这种博弈形成动态平衡——任何大国试图独揽大权，都会遭到其他五国借助部门职权的联合反制。
第二重考量是防止联邦分裂的缓冲机制，沈国事件后，小国对联邦的忠诚度下降，大国也开始重新评估联邦的价值。
将中央职能拆分至各国，使六大强国成为联邦体系的直接受益者——若联邦解体，各国将失去通过中央部门获取跨区域资源的渠道。因此，即便未来小国退出联邦，六大强国为维护自身掌控的部门权柄，也会主动维系联邦的基本框架，确保其“体面存续”。
第三重考量则是为海外扩张预留空间，大国君主清楚，联邦对武洲的战争若取得胜利，广袤的海外土地将成为新的利益焦点。
当前分权改革，实质是为后续扩张铺路：当小国退出联邦，六大强国可名正言顺地将其势力范围延伸至这些“无主之地”，甚至扶持自己的子孙后代建立新的藩国。这种潜在的扩张红利，让大国更倾向于维持联邦的“外壳”，以获取对外征服的合法性。
朱瞻壑上任后，刻意避免对朱佶焞旧部的清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知道，若开启“后任清算前任”的政治先例，极易引发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重蹈历史上王朝更迭的覆辙。
这种克制形成了新的政治惯例——联邦权力更迭以制度协商为主，而非暴力清洗，客观上稳定了分权改革的推行。
改革的持续推进，使大明联邦的性质发生微妙变化。朱昭熙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最初被寄予“东方合众国”厚望的政体，正逐步滑向“联合国式”的邦联形态。
中央机构从“决策核心”退化为“协商平台”，礼部、户部、兵部仅保留礼仪性、统计性与象征性职能。
六大强国通过掌控部门实权，形成“诸侯共治”格局，联邦决议需经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反复博弈才能达成。
中小藩国在分权体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利益诉求需通过依附大国或相互联合才能被听见，但已无力挑战大国主导的秩序。
分权制衡的框架虽暂时缓解了大国与小国的直接冲突，却未能解决联邦的根本矛盾，主权与治权的割裂，六大强国实际上掌握了联邦的核心治权，却仍在名义上承认联邦的“统一主权”，这种矛盾为未来的法理争端埋下隐患。
发展失衡的加剧，工业、金融等关键部门集中于扬国、洪州等经济强邦，农业、资源部门依附于越国、宁国等资源型国家，导致联邦内部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外部威胁与内部博弈的冲突，对武洲的战争需要联邦集中资源，但分权体系下，各国可能因利益分歧延缓甚至阻碍战略部署。
朱昭熙看着联邦一步步从“集权联邦”向“分权邦联”演化，心中五味杂陈。这套制度设计既非她理想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也非历史上成熟的联邦制，而是六大强国基于现实利益博弈的产物。
它或许能在短期内维系联邦的表面统一，却无法根除权力分散与利益冲突的内在缺陷。当对武洲的战争打响，这套分权体系能否经受住外部压力的考验，仍是未知数。
而更长远来看，大明联邦的未来，或许真的会沿着“邦联化”的路径，走向一个她未曾预料的方向。